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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中国首位卡夫卡奖获得者阎连科感动千万读者的长篇散文。一部跪着写的书。震撼中国人的乡土神经。
“黑白阎连科”囊括了阎连科的“黑与白”——神实与真实，荒诞与感动，狂欢与纯情，先锋与质朴……第二辑“散文四书”，精选阎连科“最经典、最钟情”的四本散文——《我与父辈》《711号园》《发现小说》《感念》——以最短的时间，读最好的阎连科！
《我与父辈》是阎连科感动千万读者的长篇散文，一部跪着写的书。书写父亲、四叔、大伯几位普通但又伟大的农民父辈，震撼中国人的乡土神经。获《亚洲周刊》“全球华语优秀作品奖”等多项文学奖；被中央电视台、中国散文协会和《新京报》《中国图书商报》《南方都市报》等报刊评为2009年度优秀作品。阎连科说：“《我与父辈》是一个常有过错的儿子跪在祖坟前的默念、回想和懊忆。在我所有的作品中，它是一颗钻石，和书的厚重相比，所有的奖项和盛誉都显得太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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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想念父亲
3. 打
算到现在，我的父亲有二十四五年没有和我说过一句话了。埋他的那堆黄土前的柳树，都已经很粗很粗。不知道他这二十四五年间想我没有，想他的儿女和我的母亲没有，倘若想了，又都想些啥儿，念叨一些啥儿。可是我，却在二十四五年间，总是想念我的父亲，想起我的小时候，父亲对我的训骂和痛打。好像，每每想起我父亲，都是从他对我的痛打开始的。
能记得的第一次痛打是我七八岁的当儿，少年期，读小学。学校在镇上，在镇上的一个老庙里，距家二里路，或许二里多一些。那时候，每年的春节之前，父亲都会千方百计存下几块钱，把这几块钱找熟人到乡村信用社，全都换成一叠儿簇新的一角的毛票，放在他枕头的苇席下，待到了初一那天，再一人一张、几张地发给他的儿女、侄男甥女和在正月十五前，来走亲戚的孩娃们。可是那一年，父亲要给大家发钱时，那几十上百张一毛的票儿却没有几张了。那一年，我很早就发现那苇席下藏有新的毛票儿。那一年，我还发现在我上学的路上，我的一个远门的姨父卖的芝麻烧饼也同样是一个一毛钱。我每天上学时，总是从那席下偷偷地抽走一张钱，在路上买一个烧饼吃。偶尔大胆起来，会抽上两张，放学时再买一个烧饼吃。那一年，从初一到初五，父亲没有给我脸色看，更没有打我和骂我，他待我如往年无二，让我高高兴兴过完了一个春节。可到了初六，父亲问我偷钱没有。我说没有，父亲便厉声让我跪下了。又问我偷没有，我仍然说没有，父亲就在我脸上打了一耳光。再问我偷没有，仍说没有时，父亲便更为狠力地朝我脸掴起耳光来。记不得父亲通共打了我多少耳光，只记得父亲直打到我说是我偷了他才歇下手。记得我的脸又热又痛，到了实在不能忍了我才说那钱确是我偷了，说我偷了全都买了烧饼吃掉了。然后，父亲就不再说啥儿，把他的头扭到一边去。我不知道他扭到一边干啥儿，不看我，也不看我哥和姐姐们，可等他再扭头回来时，我们都看见他眼里含着的泪。
第二次，仍是在我十岁之前，我和几个同学到人家地里偷黄瓜。仅仅因为偷黄瓜，父亲也许不会打我的，至少不会那样痛打我。主要是因为我们偷了黄瓜，其中还有人偷了人家菜园中那一季卖黄瓜的钱。人家挨个儿地找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家里去，说吃了的黄瓜就算了，可那一季瓜钱是人家一年的口粮哩，不把钱还给人家，人家一家就无法度过那年的日子去。父亲也许认定那钱是我偷了的，毕竟我有前科，待人家走了之后，父亲把大门闩了，让我跪在院落的一块石板铺地上，先噼里啪啦把我痛打一顿后，才问我偷了人家的钱没有。因为我真的没有偷，就说真的没有偷，父亲就又噼里啪啦地朝我脸上打，直打得他没有力气了，气喘吁吁了，才坐下直盯盯地望着我。那一次，我的脸肿了，肿得和暄虚的土地样。因为心里委屈，夜饭没吃，我便早早地上了床去。上床了也就睡着了。睡到半夜父亲却把我摇醒，好像求我一样问：“你真的没拿人家的钱？”我朝父亲点了一下头。然后，然后父亲就拿手去我脸上轻轻摸了摸，又把他的脸扭到一边去，去看着窗外的夜色和月光。看一会儿他就出去了。出去坐在院落里，孤零零地坐在我跪过的石板地上的一张凳子上，望着天空，让夜露潮润着，直到我又睡了一觉起床小解，父亲还在那儿静静地坐着没有动。
那时候，我不知道父亲坐在那儿思忖了啥儿。几十年过去了，我依旧不知父亲那时到底是在那儿省思还是漫想着这家和人生的啥。
第三次，父亲是最最应该打我的，应该把我打得鼻青脸肿、头破血流的，可是父亲没打我。是我没有让父亲痛打我。那时我已经越过十周岁，也许已经十几岁，到乡公所里去玩耍，看见一个乡干部屋里的窗台上，放着一个精美铝盒的刮脸刀，我便把手从窗缝伸进去，把那刮脸刀盒偷出来，回去对我父亲说，我在路上拾了一个刮脸刀。
父亲问：“在哪儿？”
我说：“就在乡公所的大门口。”
父亲不是一个刨根问底的人，我也不再是一个单纯素洁的乡村孩子了。到后来，那个刮脸刀，父亲就长长久久地用将下来了。每隔三朝两日，我看见父亲对着刮脸刀里的小镜刮脸时，心里就特别温暖和舒展，好像那是我买给父亲的礼物样。不知道为啥儿，我从来没有为那次真正的偷窃后悔过，从来没有设想过那个被偷了的国家干部是个什么模样儿。直到又过了多年后，我当兵回家休假时，看见病中的父亲还在用着那个刮脸刀架在刮脸，心里才有一丝说不清的酸楚升上来。我对父亲说：“这刮脸刀你用了多年了，下次回来我给你捎一个新的吧。”父亲说：“不用，还好哩，结实呢，我死了这刀架也还用不坏。”
听到这儿，我有些想掉泪，也和当年打我的父亲样，把脸扭到了一边去。把脸扭到一边去，我竟那么巧地看见我家老界墙上糊的旧《河南日报》上，刊载着郑州市一九八一年第二期《百花园》杂志的目录。那期目录上有我的一篇小说，题目叫《领补助金的女人》，然后，我就告诉父亲说，我的小说发表了，头题呢，家里界墙糊的报纸上，正有那目录和我的名字呢。父亲便把刮了一半的脸扭过来，望着我的手在报纸上指的那一点。
两年多后，我的父亲病故了。回家安葬完了父亲，收拾他用过的东西时，我看见那个铝盒刮脸刀静静地放在我家的窗台上，黄漆脱得一点都没了，铝盒的白色在锃光发亮地闪耀着，而窗台斜对面的界墙上，那登了《百花园》目录的我的名字下面，却被许多的手指指指点点，按出了很大一团黑色的污渍儿，差不多连“阎连科”三个字都不太明显了。
算到现在，父亲已经离开我四分之一世纪了。在这二十四五年里，我不停地写小说，不停地想念我父亲。而每次想念父亲，又似乎都是从他对我的痛打开始的。我没想到，活到今天，父亲对我的痛打，竟使我那样感到安慰和幸福，竟使我每每想起来，都忍不住会拿手去我儿子头上摸一摸。可惜的是，父亲最最该痛打、暴打我的那一次，却被我遮掩过去了。而且是时至今日，我都还没有为那次正本真切的偷盗而懊悔。只是觉得，父亲要是在那次我真正的偷盗之后，能再对我有一次痛打就好了。在父亲的一生中，要能再对我痛打上十次八次就好了。觉得父亲如果今天还能如往日一样打我和骂我，我该有何样的安慰、幸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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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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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连科，1958年出生于河南嵩县，1978年应征入伍，1985年毕业于河南大学政教系，1991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1979年开始写作，代表作有长篇小说《日光流年》《坚硬如水》《受活》《风雅颂》《炸裂志》，中篇小说《年月日》《黄金洞》《耙耧天歌》《朝着东南走》，短篇小说《黑猪毛白猪毛》，散文《我与父辈》《711号园》等作品。先后获第一、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第三届老舍文学奖和其他国内外文学奖项二十余次。入围2013年度英国曼布克奖短名单，并获得第十二届马来西亚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奖和2014年度弗兰茨·卡夫卡文学奖。作品被译为日、韩、越、法、英、德、意、荷、挪威、以色列、西班牙、塞尔维亚等二十多种语言，在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出版。现供职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为教授、驻校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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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连科，1958年出生于河南嵩县，1978年应征入伍，1985年毕业于河南大学政教系，1991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1979年开始写作，代表作有长篇小说《日光流年》《坚硬如水》《受活》《风雅颂》《炸裂志》，中篇小说《年月日》《黄金洞》《耙耧天歌》《朝着东南走》，短篇小说《黑猪毛白猪毛》，散文《我与父辈》《711号园》等作品。先后获第一、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第三届老舍文学奖和其他国内外文学奖项二十余次。入围2013年度英国曼布克奖短名单，并获得第十二届马来西亚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奖和2014年度弗兰茨·卡夫卡文学奖。作品被译为日、韩、越、法、英、德、意、荷、挪威、以色列、西班牙、塞尔维亚等二十多种语言，在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出版。现供职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为教授、驻校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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