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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收录了近代两位历史学家张尔田和柳诒徵的代表著述。
《史微》为张尔田代表作，以“考镜六艺诸子学术流别”为宗旨，综论经、子之学，以《春秋》公羊学为根底，融会章学诚“六经皆史”之论，调停经学今古之争，宣扬孔子之教，既体现了作者对中国学术文化传统的独特理解，亦展现了其重义理、尚宏通、讲统系的学术风格。《遁堪文集》为其晚年编定文集，本书选录十五篇。作者编文集时未收录作品，
亦拣选要者五篇收入本书，汇为“集外文”。《遁堪文集》十五篇及集外文五篇，广涉史学、哲学、佛学以及目录流略之学，其中《与王静安书》、《答梁任公论史学书》、《与人论学术书》等重在学术方法的探讨，《政教终始篇》、《祀天非天子私祭考》意在阐发孔教之宗教性，《与人论天台宗性具善恶书》和《入阿毗达磨论讲疏玄义》等体现了作者的佛学造诣，《历史五讲》综论中国历史文化，可以看做是作者的晚年定论。以上二十篇文章，充分展现了作者学术思想之广度和系统性。《国史要义》是柳诒徵的代表作之一，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补失纠偏、博观约取，分史原、史权、史统、史联、史德、史识、史义、史例、史术、史化十题，总其要义，概述了他一生史学研究的心得和对传统史学理论及方法的认识与创见。《中国乡治之尚德主义》是柳诒徵的一篇重要的文化史论文。在这篇文章中，他对中国西周的制度进行了阐发论述，他认为，德治和法治的差异是中西文化的根本不同。《中国礼俗史发凡》是柳诒徵的另一篇重要文化史论文，这篇论文讨论中国古代的礼俗，其目的仍然是在宣扬中国传统文化道德的优越之处，与《中国乡治之尚德主义》所论述的观点相辅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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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张尔田（1874—1945），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原名采田，字孟劬，晚号遁堪，近代著名学者、史学家、词人。历任清刑部广西司主事、苏州试用知府。辛亥鼎革，以遗老自命，隐居上海。1912年10月，孔教会成立，为会员，并为《孔教会杂志》撰稿，鼓吹孔教。1914年入清史馆任纂修，在馆近十年。曾任教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政治大学、光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燕京大学。著有《史微》、《玉溪生年谱会笺》、《清列朝后妃传稿》、《新学商兑》、《遁堪文集》、《遁庵乐府》、《白喉症治通考》等。
柳诒徵（1880—1956），江苏镇江人，字翼谋，晚号劬堂，又号盏山髯，我国近代著名学者、历史学家、文学家、书法家、图书馆事业家。16岁考中秀才。1916年2月，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历史教员；1925年北上，先后执教于东北大学和北京女子大学；1929年重返南京，任教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为南京大学）。曾任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馆长、考试院考选委员、江苏省参议员。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著作有《中国文化史》、《国史要义》等。
编者简介
孙文阁，男，1966年10月生，河北省灵寿县人，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学术研究与教学工作，著有《缪荃孙评传》等；发表《中日〈史记〉研究及其异同》、《柳诒徵赴日事迹考》、《试论颜元经济教育思想及其现代价值》、《颜元实学思想的近代反响》等论文20余篇。
张笑川，男，1970年8月生，黑龙江省嫩江县人，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苏州科技学院历史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社会史、中国近代学术史研究。著有《近代上海闸北居民社会生活》等；发表《近代中国史学转型期的传统派史家——张尔田史学思想简论》、《经史与政教——从〈史微〉看张尔田对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解读》、《清末闸北开辟“通商场”再探》等论文2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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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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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尔田（1874—1945），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原名采田，字孟劬，晚号遁堪，近代著名学者、史学家、词人。历任清刑部广西司主事、苏州试用知府。辛亥鼎革，以遗老自命，隐居上海。1912年10月，孔教会成立，为会员，并为《孔教会杂志》撰稿，鼓吹孔教。1914年入清史馆任纂修，在馆近十年。曾任教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政治大学、光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燕京大学。著有《史微》、《玉溪生年谱会笺》、《清列朝后妃传稿》、《新学商兑》、《遁堪文集》、《遁庵乐府》、《白喉症治通考》等。
柳诒徵（1880—1956），江苏镇江人，字翼谋，晚号劬堂，又号盏山髯，我国近代著名学者、历史学家、文学家、书法家、图书馆事业家。16岁考中秀才。1916年2月，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历史教员；1925年北上，先后执教于东北大学和北京女子大学；1929年重返南京，任教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为南京大学）。曾任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馆长、考试院考选委员、江苏省参议员。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著作有《中国文化史》、《国史要义》等。
编者简介
孙文阁，男，1966年10月生，河北省灵寿县人，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学术研究与教学工作，著有《缪荃孙评传》等；发表《中日〈史记〉研究及其异同》、《柳诒徵赴日事迹考》、《试论颜元经济教育思想及其现代价值》、《颜元实学思想的近代反响》等论文20余篇。
张笑川，男，1970年8月生，黑龙江省嫩江县人，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苏州科技学院历史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社会史、中国近代学术史研究。著有《近代上海闸北居民社会生活》等；发表《近代中国史学转型期的传统派史家——张尔田史学思想简论》、《经史与政教——从〈史微〉看张尔田对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解读》、《清末闸北开辟“通商场”再探》等论文2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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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思想学术界出现明显断裂，由于新文化派学人占据思想学术舞台的主流，与其观点相异的学人往往被排斥到边缘，以至于在近现代思想学术史著述中鲜见其踪影。张尔田、柳诒徵即是这一群体的人物，虽然曾为清末民初学术界重要成员，其人、其学却长期受到忽视，至今鲜为人所知。本文分别对张尔田、柳诒徵之生平及著述及其学术思想，做一简要叙述，以为本卷之导言。
一
张尔田（1874—1945），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原名采田，后改今名，字孟劬，晚号遁堪。先生生于累世仕宦并以文词知名之庭，因家世熏陶，自幼笃好文史之学，很早便以辞章显名。二十二岁（1895年），遵父命出仕为官，任刑部广西司学习行走。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改任苏州试用知府。1911年辛亥鼎革，以遗老自命，隐居上海，研究学问，勤于著述。1912年10月，孔教会成立于上海，为孔教会成员，并为会刊《孔教会杂志》撰稿，鼓吹孔教。1914年清史馆设立，同年应聘入馆任纂修，1923年离馆，前后在馆近十年之久。在清史馆之时，曾任教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1923年返沪，先后任教中央政治大学、光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1930年秋，胞弟张东荪北上任燕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先生同时受聘该校，教授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学，晚年专任燕京大学研究院导师。1945年农历正月初七日卒，葬于北京香山万安公墓，享年七十有二。
先生交游广泛，与并世新老学者，多有过从。早年相识元和孙德谦，“相约治许氏《说文》、江都《文选》之学”，既同好会稽章实斋之学，为讲学最契之友，时人亦多以张、孙二人并称。在京任刑部主事期间结识同乡夏曾佑，一同专研佛学，相约夏氏治大乘，先生治小乘。在苏州任职期间，与晚清词坛大家王鹏运、朱孝臧、郑文焯等过从甚密，后在沪结识况颐周，所谓“晚清四大词人”，皆曾奉手。辛亥以后，学者文人云集上海，老辈中，先生与朱孝臧、沈曾植过从最密，同辈中，则与王国维、孙德谦齐名交好，时人因有“海上三君”之誉。此外，在沪期间，又结识陈柱尊、龙榆生等人。在燕京大学任教期间，与同事邓之诚过从最密，亦与钱穆、杨树达、余嘉锡、吴宓等论学相契。晚年，因龙榆生结识夏承焘、钱仲联、吴庠等人，并频繁通信论学。生平弟子众多，以王钟翰、张芝联从游最久，过从最密。
先生学问广博，著述宏富。1903年，医书《白喉症治通考》刊行。1908年成名作《史微》问世，时人将之与《史通》、《文史通义》并举，先生与孙德谦亦因此获得“海内治会稽之学两雄”之称誉。同年，与孙德谦合著之《新学商兑》刊行，该著批驳梁启超《支那宗教改革论》。1911年《玉溪生年谱会笺》行世，同年，朱孝臧选编晚清词集《沧海遗音集》，收入先生词作《遁庵乐府》一卷，1941年增补为《遁庵乐府》二卷，由龙榆生校刻刊行。1917年，《玉溪生年谱会笺》刊行，收入南林刘氏求恕斋丛书。在清史馆期间，与夏孙桐商定康熙朝大臣传目，撰《图海、李之芳列传》一卷，《乐志》八卷，《刑法志》二卷，《地理志江苏篇》一卷，《后妃传》一卷。离馆后，《后妃传》经修改增补，定名《清列朝后妃传稿》，于1929年在上海梓刻问世。晚年整理校订沈曾植遗著，其中《蒙古源流事证》一书，先生在校订文字之外，大量增补，并将王国维据另一版本的校语选择加入，使此书成为一部三家注本，并改名为《蒙古源流笺证》出版。晚年编定文集《遁堪文集》二卷，1948年由张芝联在上海刊行。以上为先生著述之荦荦大者，此外散见于《孔教会杂志》、《学衡》、《史学年报》、《学术世界》、《民权素》、《词学季刊》、《同声月刊》等杂志，亦有文章、信函百余篇，诗词百余首。
综观先生一生，除短暂出仕为官之外，基本以研究和教学为事，且与并世学者名流多有交往，门生弟子众多，为中国近代学术思想界不可忽视之人物。传世著作，涵盖四部，兼及释典，举凡儒家经学、先秦诸子、诗词、文学、宗教、历史、文化、国学皆有论述，不但领域广泛，而且见解宏通，注重义理，于史学尤所擅长。钱仲联称之为“近代著名的史学家、哲学家、文学家”，齐思和称之“于义理辞章考据之学皆造其极，为当代大儒”，非过誉之词。
世人论张尔田学术思想，多注意于其对章学诚思想的继承与发挥。确实，张尔田很早就服膺章学诚的学说，据其自云：“少与吾友益（孙德谦）谈道广平，同服膺章实斋先生书”（《史微宗经》）。其时早在1899年。其成名作《史微》，邓之诚称：“本章学诚之旨，求证于群经诸子，穷源竟委，合异析同，以推古作者之意，视学诚为通类知方，灿然有序。”钱基博云：“张尔田《史微》，绍述《文史》，匡谬拾遗，不为墨守。”日人内藤湖南亦云：“最近有张采田其人，模仿《文史通义》，写了《史微》一书。”以上可见张尔田与章氏学说的密切，但他也说过，“生平为学，从实斋出不从实斋入。世谓余为章氏学，斯未敢承”。足见，张、章二氏的思想关联并非简单。榷而论之，张尔田与章学诚学术思想有同有异，治学取径大旨相同，具体立论则颇有差异，今以张、章二氏思想关联为中心，论张尔田学术思想大旨如下：
论张、章思想之同，首先在两者同以史学的立场看待一切学问。后世讨论《文史通义》，多将其视为史学理论和史学史著作，其实章学诚此著多为经学而发。内藤湖南指出：“章学诚十分注重对经学的论述，他的见解与一般人不同，是从史学的角度来看经学，是从学术组织的基础上，即从全体学术的根本上来研究经学。……要说他的学术渊源是很长的，大体来说就是以史学家的见解来看待经学。”他在《章实斋先生年谱》中还指出：“《文史通义》以其新建立的一种史论试图综合地评价经、史、子、集各部……其中对经典源流的考察可称为历史的方法论”。他在《支那史学史》中进一步指出这种“史论”是“对一切学问从方法论原理上的研究”。综合内藤湖南以上论述可以看出，《文史通义》特点是站在史学的立场看待一切学术，即从学术源流的角度来讨论一切学术。《史微》以“考镜六艺诸子学术流别”为宗旨，而以“六艺皆史也，百家道术，六艺之支与流裔也”为基本前提，正是对《文史通义》“试图综合地评价经、史、子、集各部”的“史论”精神的继承和具体应用。王国维称其“以史法治经、子二学”，指的就是这种“史论”的风格。另外，张尔田自称《史微》的著述目的在于“别白古人学术之异同，融会而贯通焉，使后人知所决择”（《史微凡例》），亦即章学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意。
其次，二者同批评考据学，提倡“经世致用”的学风。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提出“文史校雠”治学理路，目的是为与乾嘉考据学派之“经学训诂”相抗衡，在考据学之外寻找一条“明道”之路。在《史微》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张尔田对于考据学末流的激烈批评。他认为“虽以乾嘉诸大儒考订校雠之勤，苦志尽情，头童齿豁，尚不识六艺诸子为何物，真庄生所谓大惑终身不解者也”，并在自己的著述中“凡一切考据家流蔽，则去之惟恐不力”（《史微凡例》）。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深意在于重振“经世致用”的学风，这一点在《史微》中也有体现。它强调“著书必归之于实践”，学术必须归于“致用”。而书中极力推崇西汉今文经学，也是缘于作者认为西汉儒者能够“通经致用”。
最后，二者同倡导注重义理、崇尚宏通的学风。关于张尔田治学路径，张东荪称其“于古师东莞、居巢，近则章实斋”（《史微重定内篇目录叙》）。东莞指南朝刘勰，居巢指唐刘知幾，二人所著《文心雕龙》、《史通》，一为文学评论之经典，一为史学评论之权舆，皆为宏通之作。章学诚之书名曰“通义”，意在于乾嘉考据所倡名物考证之外，提倡注重义理、崇尚宏通的治学风格。
针对汉学家们“实事求是”的口号，他提出“实事求是”应如此理解：
“故河间献王有言：“实事求是。”谓即所讲诵，验诸行事之实，以求其至当不易之归耳。今汉学家所考皆古人陈迹，事既不实，又何从证其是哉。能言而不能行，谥为俗儒，殆不诬矣。（《史微通经》）
所谓“实事”与“空言”的区别在于是否能够实行，“凡不能起而行者，皆谓之空言无实”。他认为，“六经之所包广矣，上佐人君而明教化，下诏后学而启多闻，内圣外王之道，举于六艺焉征之，所谓通经致用者，此物此志也，岂徒资为华藻鞶帨之美观而已”。如果做到“著书必归之于实践，立躬必束之于中庸，勿以驰骤词章诬圣经，勿以破坏形体侮圣言，夫如是，又何患经学之不昌明哉？经学昌明，又何患不能致用哉？”（《史微通经》）“通经致用”的号召固然陈腐，注重大义的学风却昭然可见，并为张尔田所终身坚持。
张尔田晚年在与夏承焘的通信中，曾将自己的治学风格与王国维、孙德谦比较，认为王国维读书最博，孙德谦治学最专，而自己的特点则是“通”。齐思和亦认为孙、王、张所谓“海上三君”之中，“先生尤为宏通博雅”。可见“宏通”二字，既是张尔田自己的体认，也是学术界的评价。
针对当时惟考据是尚的学风，他极力强调注重义理的学风。他认为“义理之学”与“考据之学”所运用的治学方法不同，“义理之学”是“致广大”之学，“考据之学”是“尽精微”之学，“致广大而尽精微，广大用综，精微用析，析而不综则不大，综而不析则不精，二者兼之，斯大儒已”。针对乾嘉以来专重考据，琐碎饾饤，不务大体的学风，他强调，说经不能废考据，而考据必以微言大义为旨归。
吴宓称其“讲学大旨，在不事考据，不问今古文及汉宋门户之争，而注重义理。欲原本经史，合览古今，而求其一贯之精神哲理，以得吾中国文明之真际”，较好地概括了张尔田的治学精神。当然，张尔田虽提倡重义理、尚宏通的治学风格，在考据上也颇有造诣，《玉溪生年谱会笺》、《蒙古源流笺证》、《清列朝后妃传稿》等著皆非空疏之作，体现出扎实的考据功底。因此，可以说张尔田在治学上既继承乾嘉大儒之所长，又力图弥补乾嘉大儒之所短。
章学诚处于乾嘉盛时，张尔田生于清代末年，二人时代相差一百余年。这一百余年间，社会形势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清王朝由盛转衰，面临着覆亡的危机，学术风气也随之出现巨大转变。因此，两人学术思想虽大旨相通，其用意却略有异同。
虽然章、张二人都主张“通经致用”，但章学诚的基本立足点是“六经皆器”，认为“事变之出于后者，六经不能言”，因此应该“随时撰述以求大道”。章氏着重强调六经的局限性，鼓励学者关注现实，“通今”以致用。《文史通义》卷二《原道中》、《原道下》而张尔田则强调“六经”的普世性，认为“孔子之教，天不变，道亦不变”，声称“天下有敢于更张周公典章法度之人，必无敢于灭裂孔子名教之人”。把二者的主张各放在所处的时代，则可以看出其不同的性格，一个是激进的，一个是保守的。
更重要的是，二者存在今、古文经学的不同。经今、古文学为汉代经学中的两大派别，两派的主要差别在于对孔子的地位以及孔子和“六经”关系的看法不同。古文学派认为“六经”是经过孔子整理的古代官方典籍，而今文学派则认为“六经”是孔子的创作，目的是为后王立法。按照古文经学的看法，孔子只是一个文献整理者和教师，“六经”只是古代的史料；按照今文经学的看法，孔子则是“受命”的素王，“六经”是孔子“垂教后王”的经书。章学诚所处的乾嘉时代，学者们基本上按照古文经学的观点来理解孔子以及孔子和“六经”的关系，在他们看来，“六经”记载了周公的典章法度，孔子仅是“六经”的一个文献整理者。故章学诚认为，集大成者为周公，而孔子删述“六艺”乃所以学周公也。（《文史通义原道》）
随着晚清今文经学的兴起，今古文之差别日益鲜明，且日趋针锋相对，不可调和。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两书，斥古文经为刘歆所伪造，认为“六经”中古代事迹皆孔子为“改制”而“托古”所造。而同时的古文大师若章太炎，又以坚持古文壁垒为手段，以达其“经学拆散”之目的。至此，对于先秦典籍性质，出现严重分裂。而正在此时，张尔田另辟蹊径，借助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提出了一套弥合今古文的讲法。
在《史微》中，张尔田本章学诚“六经皆史”之说，坚持古代学术在于官府，“六经”在其起源上是古代的官方典籍，由政府中“史”这一官职记录和保存，其中体现了古代的历史和古代帝王治国理民的思想。这是古文家们基本认可的。但是，张尔田在此基础上又提出“六艺”存在“由史而为经”的过程，认为“六艺”经孔子的删修，具有双重性质，一方面是“王者之史”，一方面是“孔氏之经”。（《史微原史》）因此，可以说《史微》和《文史通义》的上半截相同，下半截不同。他认为章学诚的局限在于“只知六艺乃三代之为史，而不知六艺之由史而为经”（《史微明教》）。“不知六艺为史，无以见王者创制之本原；不知六艺为经，无以窥孔氏删修之大法。”（《史微史学》）“史”详于古代的典章制度，是所谓“政”；“经”包含孔子的微言大义，是所谓“教”。“古文”记载周公的典章制度，“今文”则传承孔子的教义。他指出，正是由于“六经”本身存在“经”与“史”的差别，从而导致了古文经和今文经的差别：“虽然，六艺者，其先皆史家旧籍也，自归孔氏，以司徒上祧柱下之统，先王经世之迹虽存而口说流传则大异矣。故六艺有两大派焉，一曰古文，一曰今文。古文者，旧史说经之言，而孔子采之者也；今文者，孔子说经之言而弟子述之者也。纯乎明理者，今文也；兼详纪事者，古文也。”（《史微原艺》）今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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