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斯卡尔·维尔奈
卡斯托里亚蒂斯是在1992年冬天读到目前的这份记录材料的，其内容记载了1986年他在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EHESS，“社科高研院”）开设的七次研讨课；当然，他做的注释、修正和添加都已经整合到读者面前的文本之中了。当时，他的判断稍微有些自相矛盾。最开始的时候是高兴：“我还不知道我写了一本新书……”；然后是大方：这是“一件漂亮活儿”；最后则是保留，因为如果打算出版的话，“有些地方还不够成熟。”然而这些研讨课的记录还是出版了，并且是以未曾得到他认可的形式出版的。那么，我们为何没有尊重他的否定的意愿呢？
首先，与当时的实际情况最有关系的理由是，高乃依在1992年年初的时候忙于准备《迷宫的交叉路口》第四卷和第五卷，尤其是忙于加工《人的创造》（计划的多卷本著作的标题——英译者）。[ 《迷宫的交叉路口》（Carrefours du labyrinthe）第一卷以《迷宫的交叉路口》（Crossroads in the Labyrinth，trans. Martin H. Ryle and Kate Soper，Carnbridge，Mass.：MIT Press；Brighton，UK：Harvester Press, 1984）为题出版。这里提到的从第四和第五卷选出的文本出现在《碎片中的世界：论政治、社会、精神分析和想像》（World in Fragments: Writings on Politics, Society, Psychoanalysis, and the Imagination，ed. and trans. David Ames Curtis，Stanford：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和《卡斯托里亚蒂斯读本》（The Castoriadis Reader，ed. David Ames Curtis，Oxford，UK，and Malden，Mass.：Blackwell，1997）。来自这两卷法文本的其他论文，以及这个系列中的遗著即整个第六卷《迷宫的交叉路口（第六卷）：可思之物的形象》（Figures du pensable：Les carrefours du labyrinthe VI，Paris：Seuil，1999），即将在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由我编译。有些更早一些的《迷宫的交叉路口》文本——选自第二和第三卷——以前被翻译为《哲学、政治、自律》（Philosophy，Politics，Autonomy，ed. David Ames Curti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英译注]经过计划、思考以及长达几乎20年的营造，《人的创造》打算以授课记录的形式（尽管粗糙）出版，记载了1980年以来卡斯托里亚蒂斯在社科高研院主持的200多次研讨课。重写一本关于哲学史的评注，——过于匆忙地说，尽管这本评注在他的全部重要作品的出版工作中占有自己的位置，——这在当时并没有列入他优先考虑的事情之内：他希望从“厚重的”哲学即存在论开始，因而只是在六七卷之后再来谈论古希腊、谈论政治。所以，他说这本论述柏拉图的著作有些太过于“不成熟”，其实也就是用这种方式告诉我们：我现在还有别的事情要做……
在斟酌这件事情的时候还牵涉到第二个因素，就是高乃依对他自己、对他署名的作品的高品质要求。这不只是关乎优雅、关乎形式的完美，——尽管一些浓缩的结论性表述所具有
的针对性和尖锐性如同先行的论证一样带有很强的凝聚力；此外，由于讨厌不明确的粗略表达，讨厌重复，卡斯托里亚蒂斯利用脚注来指涉那些已经牢固确立的要点，结果，他的大部分作品都具有极端的密度。这涉及到完成：当一个文本能够独自站立，它的论题、论证和论据都已经预先经过批判的检验和打磨，足以抵抗反驳，这时候它才算是完成了。着眼于这样的一种完成，着眼于这种自卫的能力，人们将会看到，这七次研讨课是有后盾的：人们阅读的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文本评注，而是哲学“广场”上的一个惊人的演出片断，在这里，柏拉图和卡斯托里亚蒂斯彼此对峙，各自施展绝顶的智谋，他们的赌注则是：民主制。
最后，这份记录带有未曾充分修饰的口头表述性质，也许会让高乃依感到为难，然而，恰恰是这一点，在今天使得这本长篇评注对于我们来说显得弥足珍贵：它让我们重新发现他的声音，如此敏锐、令人信服、富有活力、富有挑战性而且是有趣的声音，——简言之，令人振奋的声音，——由此稍微弥补了他的离去给我们带来的悲痛之情。另外，对于经常阅读他的作品的读者来说，这份记录还显示了一位迄今未知的卡斯托里亚蒂斯，他在言说的时候进行反思，做出重复、修正，毫不犹豫地反复诉说他的听众绝对应该掌握的东西……还有最为珍贵的：这份记录让我们感觉到思想，这个思想在每次研讨课结束的时候寻找自己、反复摸索，有些局促不安，然后在下一次研讨课开始的时候呈现它的全部幅度、它的全部精确度。
不过，这种保存下来的、重新发现的活生生的言说，还是经过了重新加工。[ 巴贝利（Stéphane Barbery）、弗利萨尔（Olivier Fressard）和伊里奥普鲁斯（Nikos Iliopoulos）在1992年、贡迪卡斯（Myrto Gondicas）在1998年提供了宝贵的帮助。]当然是在研讨课录音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的加工。首先，录音材料被转写成抄本，可以说是散装的抄本，尽可能极其仔细、忠实和详尽。然后就是修改各种形式的（语法、句法等等）错误或者失误，核对引文，但是绝没有伤害他的言说的进展。在此之后的第三个阶段，尽可能小心地提高整体的可读性：把两个句子合成一个，或者把一个句子拆开；把有些说明转变成注释；把他本人明确指出的一些被遗忘的发展重新放回到整个评注的适当位置上来；最后，按照有些过于笨拙、过于讲究形式的做法，标记出论证和阐述的衔接，这些衔接要么是他没有注意加以强调的，要么就是已经淹没、丧失在陈述的整体之中。至于希腊语的词汇和句子，我们依照卡斯托里亚蒂斯本人使用的代码来直译：用拉丁语字母翻译希腊语字母，用法语惯用的重音符号表示元音的音长（因此，é表示“伊塔”，表示“奥米伽”，e表示“伊普西隆”……）。不过，与问－答活动融为一体的更长的引文，我们在注释里给出它的希腊语文本，即奥古斯特·蒂耶斯（Auguste Diès）的文本（Paris：Les Belles Letters，［1975］，1960）。
我们觉得，为了把这七次研讨课重新放回到卡斯托里亚蒂斯在社科高研院十六年的教学活动之中，有些基本的主题方面的细节还是有用的。这里有一个非常粗略的概括：在1980－1986年，他基本上致力于讲授希腊思想，讲授哲学和民主制的创造，——还有散落各处的比较简明的分析，涉及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re）、赫拉克利特（Héraclite）、悲剧作家、伯利克里的葬礼演说、柏拉图的《政治家篇》……；1987—1992年，卡斯托里亚蒂斯再次重新开始讨论哲学的重大问题，让他的“源生观念”（idées mères）面对哲学史上的“四大伟人”的分析：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和黑格尔；最后，在1993、1994和1995年，他差不多完全专注于探讨人的心灵，从弗洛伊德出发，借助于弗洛伊德，有时候也反对弗洛伊德。
最后，为了把这本关于《政治家篇》的评注置于他在1985－1986年的整个工作之中，这里附上卡斯托里亚蒂斯本人写给社科高研院年报的工作概要，其标题是“社会的建制和历史性创造：古希腊的民主制和哲学”。这份报告的内容如下：
1985－1986年度的研讨课首先致力于凸显希腊的政治想像之物与现代的政治想像之物的差别和对立。[ 现在可以参见“希腊的和现代的政治想像物”（“The Greek and the Modem Political Imaginary”，1991），收入《碎片中的世界：论政治、社会、精神分析和想像》，第84—107页。——英译注]在那些希腊的民主制城邦中，人们直接参与权力、参与自我管理，没有国家，没有“意识形态”，社会建制没有超乎社会之外的基础，没有体制方面的（constitutionnel）幻像，与此截然不同的是，在现代，存在着“代议制”的想像物，存在着一种处于政治活动之外但又无所不在的、全能的官僚制国家，存在着这样的政府权力的伪装，存在着“意识形态”。但是另一方面，与古代政治活动的局限截然不同的是，现代政治活动的诸多限制都被解除了：形式上的主权扩展到全体居民，政治共同体［确实，在那里，民族（nation）依然是政治哲学没有消化的结块］具有法律上的普遍性，一切建制都可以依法受到指控。最后，与古代政治风尚的直言不讳的坦率（在亚里士多德之前，不存在任何对于奴隶制的辩护）截然不同的是，存在着属于现代的成建制的欺骗（一方面发源于一神教，另一方面发源于罗马帝国）。在背景层面，对于希腊人来说，存在着作为混沌宇宙的存在，以及对于必死性的接受；对于现代人来说，则是存在着主体（上帝以及相继占据上帝位置的继任者，最终通向实体性的个人），以及有关不死的幻想。
柏拉图构成了上述两个世界之间的过渡。他的一元存在论，以及他把存在等同于善，这
些都完全疏异于希腊的想像之物，后来却成为现代思想和实践的中心。柏拉图深切憎恶民主世界及其枝干（“诡辩术”、修辞学、政治活动，甚至诗歌），借助历史的篡改、修辞学、诡辩术、戏剧场景以及蛊惑，他建构了一种关于民主世界的欺骗性的意象，这个意象将会产生诸多沉重的历史效应：人们在谈论“希腊政治思想”的时候，仍然援引柏拉图，然而他是希腊政治思想的全盘否定。柏拉图成功地完成了一个重大的历史运作，把民主制的事实上的（de fait）毁灭转变成事理上的（de droit）垮台。但是，希腊政治思想应当在民主制的政治创造那里去寻找，而且这个创造基本上是在公元前404年（或者公元前399年）就已经完成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之间的差别本身就是这一完成的象征：苏格拉底留在城邦，柏拉图退出城邦；苏格拉底曾经是城邦的战士，把他的儿子们交给了城邦，并且担任过行政官员，但是人们没有听说柏拉图做过任何类似的事情。
与此同时，柏拉图第二次创造了哲学。他发明了一些具有巨大潜能的想像图式，他最先表述了这些图式，他以绝妙的方式展开诸多集合—同一论的（ensembliste-identitaire）手段，在这种展开的过程中，并且借助于这种绝妙的展开，他谱写了他的图式。他最先追求并且实现了一个自称是详尽无遗的体系，然而他也是能够反过来质疑他自己的结果的第一个人。柏拉图创造的不仅仅是哲学的论证（raisonnement），他还创造了哲学的理性（Raison）——哲学的逻各斯；正是由于这一点，甚至在他的反对者那里，哲学仍然是柏拉图主义的。
我们选择《政治家篇》作为详细研究的对象：它不仅是《国家篇》和《法篇》之间的艰难的过渡，而且它本身也是一篇极其丰富的对话。不过，它尤其是这样的一篇对话：它的表面上的以及真正的古怪之处（有两个定义，其中第二个定义实际上没有结果，还有三个大的离题，八个较短的离题或附带插入），使之成为柏拉图的著作之中——也许甚至可以说是所有哲学著作中——让人们能够最好地看到活的思想在工作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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