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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育盛，虽战乱纷争仍人才辈出、民力丰沛、国体向上，民国三大校长蔡元培、梅贻琦、张伯苓堪称民国教育的“盗火者”，执掌中国教育界之牛耳，开一代之风气，引领时代之潮流！民国史爱好者绝对不能错过的一部作品！
3.本书内容皆为蔡元培、梅贻琦、张伯苓三人的学生与挚友执笔，内容客观翔实、情感充沛真挚。兼具史料价值与通俗可读性，是了解三大校长难得之佳作！
“他（蔡元培）长北大，让教员学生的思想自由发展，自由辩论，自由发表，杂志如雨后春笋，思潮如波涛澎湃……孑民先生之发扬文化，其功不在禹下……”
“梅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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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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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梅贻琦、张伯苓三位校长，同是了不起的民国教育界领袖，以造育青年人才与提倡学术为终生事业，他们的成就昭垂后代。三人在办学理念方面特色明显，在人格魅力方面也颇有建树。心怀救国，以教兴国；以人为本，教师先行；学贯古今, 中西合璧,是三人共同的特点。本书汇集王云五、罗家伦、毛子水、叶公超等民国时期掀起过时代风浪的学者记录、回忆三位校长教育理念与为人治学的经典文章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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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王云五（1888—1979），广东香山（今中山）人，原名云瑞，字岫庐。现代著名出版家，曾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总经理，对中国近代出版、文教事业做出过重要贡献。曾主持出版“万有文库”等大型丛书，发明四角号码检字法，1979年8月病逝于台北。
罗家伦（1897―1969），浙江绍兴人，字志希。1917年入北京大学，曾参与发起组织新潮社，创办《新潮》月刊，积极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后赴欧美留学，1926年回国，先后任清华大学和中央大学校长、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驻印度大使。1950年到台湾后，任“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考试院副院长”等职，后病逝于台湾。著有《科学与玄学》《中山先生伦敦蒙难史料考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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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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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第一编 北大校长蔡元培
蔡元培自述 蔡元培
蔡孑民先生与我 王云五
对于蔡先生的一些回忆 毛子水
随侍蔡先生的经过及我对他的体认 姜绍谟
宁粤和谈追随蔡先生的经过 程沧波
蔡元培先生的革命思想与活动 邓嗣禹
辛亥革命前后的蔡元培 陶英惠
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 罗家伦 口述 马星野（伟） 笔记
青山有幸埋忠骨——蔡元培先生晚年在香港及逝世经过 关国煊
第二编 清华校长梅贻琦
五月十九念“五哥” 梅贻宝
我最初认识梅月涵先生时的一件小事 王云五
梅贻琦—— 一位平实真诚的师友 叶公超
酒杯边的琐忆——兼记梅贻琦先生饮酒的风度 黄季陆
悼念先师梅月涵先生 刘崇
回忆梅月涵校长 罗香林
在大树底下躲雨——梅故校长月涵先生追忆 顾献樑
怀念梅校长——月涵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纪念 徐贤修
清华与我——贺“清华大学”七十五岁 孙观汉
第三编 南开校长张伯苓
张伯苓先生小传 张源 译
五则故事话“南开” 马国华
“ 南开先生”张伯苓 丁履进
南开大学和张伯苓——大学和大学校长的特色 吴大猷
张伯苓与南开大学 宁恩承
我在南开大学的前十年（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三六年）（节选） 何廉
张、梅两校长印象记 柳无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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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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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自述
蔡元培
一、我所受旧教育的回忆
我六岁（以阴历计，若按新法只四岁余）入家塾，读《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等。本来初上学的学生，有读《三字经》的，也有读《千家诗》或先读《诗经》的，然而我没有读这些。我读了三部小书以后，就读四书。四书读毕，读五经。读小书、四书的时候，先生是不讲的，等到读五经了，先生才讲一点。然而，背诵是必要的，无论读的书懂不懂，读的遍数多了，居然背得出来。
读书以外，还有识字、习字、对句的三法，是我了解文义的开始。识字是用方块字教的，每一个字，不但要念出读法，也要说出意义。这种方法，现在儿童教育上还是采用的，但加上图画，这是比从前进步了。习字是先摹后临，摹是先描红字，后用影格；临则先在范本的空格上照写，后来将帖子放在面前，在别的空白纸上照写。初学时，先生把住我的手，助我描写，熟练了，才自由挥写。对句是造句的法子，从一个字起，到四个字止，因为五字以上便是作诗，可听其自由造作，不必先出范句了。对句之法，不但名词、动词、静词要针锋相对，而且名词中动、植、矿与器物、宫室等，静词中颜色、性质与数目等，都要各从其类。例如先生出了白马，学生对以黄牛、青狐等，是好的；若用黄金、狡狐等作对，就不算好了。先生出了登高山，学生对以望远海、鉴止水等，是好的；若用耕绿野、放四海等作对，用颜色、数目来对性质，就不算好了。其他可以类推。还有一点，对句时兼练习四声的分别。例如平声字与平声字对，侧声字与侧声字对，虽并非绝对不许，但总以平侧相对为正轨。又练习的时候，不但令学生知道平侧，而且在侧声中上、去、入的分别，也在对句时随时提醒了。
我的对句有点程度了，先生就教我作八股文。八股文托始于宋人的经义，本是散文的体裁，后来渐渐参用排律诗与律赋的格式，演成分股的文体，通常虽称八股，到我学八股的时候，已经以六股为最普通了。六股以前有领题，引用题目的上文，是“开篇”的意义，六股以后又有结论，可以见自领题到结论，确是整篇。然而，领题以前有起讲（或称小讲）十余句，百余字；起讲以前有承题，约四五句，二十余字；承题以前有破题，仅二句，十余字。这岂不是重复而又重复吗？我从前很不明白，现在才知道，这原是一种练习的方法。先将题目的一句演为两句（也有将题目的若干句缩成两句的，但是能作全篇的人所为）；进一步，演为四句；再进一步，演为十余句；最后乃演为全篇。照本意讲，有了承题，就不必再有破题；有了起讲，就不必再有破题与承题；有了全篇，就不必再有破、承与起讲。不知道何时的八股先生，竟头上安头，把这种练习的手续都放在上面，这实是八股文时代一种笑柄：我所以不避烦琐，写出，告知未曾作过八股文的朋友。
我从十七岁起，就自由地读考据、词章等书籍，不再练习八股文了。
二、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北京大学的名称，是从一九一二年起的。一九一二年以前，名为京师大学堂，包括师范馆、仕学馆等，而译学馆亦为其一部。我在一九〇六年曾任译学馆教员，讲授国文及西洋史，这是我为北大服务之第一次。
一九一二年，我长教育部，对于大学有特别注意的几点：第一，大学设法、商等科的，必设文科；设医、农、工等科的，必设理科。第二，大学应设大学院（即今研究院），为教授、留校的毕业生与高级学生研究的机关。第三，暂定国立大学五所，于北京大学外，再筹办大学各一所于南京、汉口、四川、广州等处（是时想不到各省均有办大学的能力）。第四，因各省的高等学堂本仿日本制，为大学预备科，但程度不齐，于入大学时发生困难，乃废止高等学堂，于大学中设预科。（此点后来被胡适之先生等所非难，因各省既不设高等学堂，就没有一个荟萃较高学者的机关，文化不免落后，但自各省竞设大学后就不必顾虑了。）
是年，政府任严幼陵君为北京大学校长。两年后，严君辞职，改任马相伯君。不久，马君又辞，改任何锡侯君。不久又辞，乃以工科学长胡次珊君代理。一九一六年冬，我在法国，接教育部电，促回国，任北大校长。我回来，初到上海，友人中劝不必就职的颇多，说北大太腐败，进去了，若不整顿，反于自己的声名有碍。这当然是出于爱我的意思。也有少数的说，既然知道它腐败，更应进去整顿，就是失败也算尽了心。这也是爱人以德的说法。我到底服从后说进北京。
我到京后，先访医专校长汤尔和君，问北大情形。他说：“文科预科情形可问沈尹默君，理工科的情形可问夏浮筠君。”汤君又说：“文科学长如未定，可请陈仲甫君，陈君现改名独秀，主编《新青年》杂志，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因取《新青年》十余本示我。我对于陈君，本来有一种不忘的印象，就是我与刘申叔君同在《警钟日报》服务时，刘君语我：“有一种在芜湖发行之白话报，发起的若干人，都因困苦及危险而散去了，陈仲甫一个人又支持了好几个月。”现在听汤的话，又翻阅了《新青年》，决意聘他。从汤君处探知陈君寓在前门外一旅馆，我即往访与之订定，于是陈君来北大任文科学长，而夏君原任理科学长，沈君亦原任教授，一仍旧贯；乃相与商定整顿北大的办法，次第执行。
我们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我在译学馆的时候，就知道北京学生的习惯。他们平日对于学问并没有什么兴会，只要年限满后，可以得到一张毕业文凭。教员是自己不用功的，把第一次的讲义照样印出来，按期分散给学生，在讲坛上读一遍。学生觉得没有趣味，或瞌睡，或看看杂书，下课时，把讲义带回去堆在书架上。等到学期、学年或毕业的考试，教员认真的，学生就拼命地连夜阅读讲义，只要把考试对付过去，就永远不再翻一翻。要是教员通融一点，学生就先期要求教员告知他出的题目，至少要求表示一个出题目的范围。教员为避免学生的怀恨与顾全自身的体面起见，往往把题目或范围告知他们，于是他们不用功的习惯，得到一种保障了。尤其北京大学的学生，是从京师大学堂“老爷”式学生嬗继下来的（初办时所收学生都是京官，所以学生都被称为老爷，而监督及教员都被称为中堂或大人）。他们的目的，不但在毕业，而尤注重在毕业以后的出路，所以专门研究学术的教员，他们不见得欢迎。要是点名时认真一点，考试时严格一点，他们就借个话头反对他，虽罢课也在所不惜。若是一位在政府有地位的人来兼课，虽时时请假，他们还是欢迎得很，因为毕业后可以有阔老师做靠山。这种科举时代遗留下来的劣根性，是于求学上很有妨碍的。所以我到校后第一次演说，就说明“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然而，要打破这些习惯，只有从聘请积学而热心的教员着手。
那时候因《新青年》文学革命的鼓吹，我们认识了留美的胡适之君。他回国后，即请到北大任教授。胡君真是“旧学邃密”而且“新知深沉”的一个人，所以一方面与沈尹默、沈兼士兄弟及钱玄同、马幼渔、刘半农诸君以新方法整理国故，一方面整理英文系。因胡君之介绍而请到的好教员，颇不少。
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最明白的，是胡适之君与钱玄同君等，绝对地提倡白话文学，而刘申叔、黄季刚诸君仍极端维护文言的文学，那时候就让他们并存。我相信为应用起见，白话文必要盛行，我也常常作白话文，也替白话文鼓吹，然而我也声明：作美术文用白话也好，用文言也好。例如我们写字，为应用起见，自然要写行楷，若江艮庭君用篆隶写药方，当然不可；若是为人写斗方或屏联，即写篆隶章草，有何不可？
那时候各科都有几个外国教员，都是托中国驻外使馆或外国驻华使馆介绍的。学问未必都好，而来校既久，看了中国教员的阑珊，也跟了阑珊起来。我们斟酌了一番，辞退几人，都按着合同上的条件办理。有一法国教员要控告我，有一英国教员竟要求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来同我谈判，我不答应。朱尔典出去后说：“蔡元培是不要再做校长的了。”我也一笑置之。
我从前在教育部时，因各省高等学堂程度不齐，故改为各大学直接的预科，不意北大的预科，因历年校长的放任与预科学长的误会，竟演成独立的状态。那时候预科受了教会的影响，完全偏重英语及体育两方面，其他科学比较落后，毕业后若直升本科，则发生困难。预科中竟自设了一个预科大学的名义，信笺上亦写此等字样。于是不能不加以改革，使预科直接受本科学长的管理，不再设预科学长。预科中主要的教课，均由本科教员兼任。
我没有本校与他校的界限，常常为通盘打算，求其合理化。是时北大设文、理、工、法、商五科，而北洋大学亦有工、法两科，北京又有一工业专门学校，都是国立的。我以为无此重复的必要，主张以北大的工科并入北洋，而北洋之法科，克期停办。得北洋大学校长同意及教育部核准，把土木、工矿、冶金并到北洋去了，把工科省下来的经费用在理科上。我本来想把法科与法专并成一科，专授法律，但是没有成功。我觉得那时候的商科，毫无设备，仅以一种普通商业学教课，于是并入法科，使已有的学生毕业后停止。
我那时候有一个理想，以为文理两科是农工、医药、法商等应用科学的基础，而这些应用科学的研究时期仍然要归到文理两科来，所以文理两科必须设各种研究所，而此两科的教员与毕业生必有若干人是终生在研究所工作，兼任教员，而不愿往别种机关去的。所以完全的大学，当然各科并设，有互相关联的便利。若无此能力，则不妨有一大学专办文理两科，名为本科，而其他应用各科，可办专科的高等学校，如德、法等国的成例，以表示学与术的区别。因为北大的校舍与经费，绝没有兼办各种应用科学的可能，所以想把法律分出去，而编为本科大学，然没有达到目的。
那时候我又有一个理想，以为文理是不能分科的。例如文科的哲学，必植基于自然科学，而理科的学者最后的假定，亦往往牵涉哲学。从前心理学附入哲学，而现在用实验法，应列入理科。教育学与美学，也渐用实验法，有同一趋势。地理学的人文方面，应属文科，而地质、地文等方面属理科。历史学自有史以来属文科，而推原于地质学的冰期与宇宙生成论，则属于理科。所以把北大的三科界限撤去，而列为十四系，废学长，设系主任。
我素来不赞成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孔氏的主张。清代教育宗旨有“尊孔”一款，已于一九一二年在教育部宣布教育方针时说他不合用了。到北大后，凡是主张文学革命的人，没有不同时主张思想自由的，因而为外间守旧者所反对。适有赵体孟君以编印明遗老刘应秋先生遗集贻我一函，属约梁任公、章太炎、林琴南诸君品题。我为分别发函后，林君复函，列举彼对北大怀疑诸点。我复一函与他辩，这两函颇可窥见那时候两种不同的见解，所以抄在下面。
林君来函：
鹤卿先生太史足下：
与公别十余年，壬子始一把晤，匆匆八年，未通音问，至以为歉。属辱赐书，以遗民刘应秋先生遗著嘱为题词，书未梓行，无从拜读，能否乞赵君作一短简事略见示，谨撰跋尾归之。
呜呼！明室敦气节，故亡国时殉烈者众；而夏峰、梨洲、亭林、杨园、二曲诸老，均脱身斧钺，其不死幸也！我公崇尚新学，乃亦垂念逋播之臣，足见名教之孤悬不绝如缕，尚望我公为之保全而护惜之，至慰至慰。虽然，尤有望于公者：大学为全国师表，五常之所系属。近者外间谣诼纷集，我公必有所闻，即弟亦不无疑信，或且有恶乎阘茸之徒，因生过激之论。不知救世之道，必度人所能行；补偏之言，必使人以可信。若尽反常轨，侈为不经之谈；则毒粥既陈，旁有烂肠之鼠，明燎宵举，下有聚死之虫。何者？趋甘就热，不中其度，则未有不毙者。方今人心丧敝，已在无可救挽之时，更侈奇创之谈，用以哗众。少年多半失学，利其便己，未有不糜沸麇至而附和之者，而中国之命如属丝矣。晚清之末造，慨世者恒曰去科举，停资格，废八股，斩豚尾，复天足，逐满人，扑专制，整军备，则中国必强。今百凡皆遂矣，强又安在？于是更进一解，必覆孔孟，铲伦常为快。呜呼！因童子之羸困不求良医，乃追责其二亲之有隐瘵逐之，而童子可以日就肥泽，有是理耶？外国不知孔孟，然崇仁、仗义、矢信、尚智、守礼，五常之道未尝悖也，而又济之以勇。弟不解西文，积十九年之笔述成译著一百二十三种，都一千二百万言，实未见中有违忤五常之语，何时贤乃有此叛亲蔑伦之论，此其得诸西人乎，抑别有所授耶？
我公心右汉族，当在杭州时间关避祸，与夫人同茹辛苦，而宗旨不变，勇士也！公行时，弟与陈叔通惋惜，公行未及一送，申伍异趣，各衷其是。盖今公为国宣力，弟仍清室举人，交情固在，不能视若冰炭，故辱公寓书殷殷于刘先生之序跋，实隐示明清末季，各有遗民，其志均不可夺也。弟年垂七十，富贵功名前三十年视若弃灰，今笃老尚抱守残缺，至死不易其操。前年梁任公倡马班革命之说，弟闻之失笑。任公非劣，何为作此媚世之言。马班之书，读者几人，殆不革而自革，何劳任公费此神力？若云死文字有碍生学术，则科学不用古文，古文亦无碍科学。英之迭更 ，累斥希腊拉丁罗马之文为死物，而今仍存者。迭更虽躬负盛名，固不能用私心以蔑古，矧吾国人尚有何人如迭更者耶？须知天下之理，不能就便而夺常，亦不能取快而滋弊。使伯夷、叔齐生于今日，则万无济便之方。孔子为圣之时，时乎井田封建，则孔子必能使井田封建一无流弊；时乎潜艇飞机，则孔子必能使潜艇飞机不妄杀人，所以名为时中之圣。时者与时不悖也，卫灵问阵，孔子行；陈恒弑君，孔子讨。用兵与不用兵，亦正决之以时耳。今必曰天下之弱，弱于孔子。然则天下之强，宜莫强于威廉；以柏灵 一隅，抵抗全球，皆败衄无措，直可为万世英雄之祖，且其文治武功、科学商务，下及工艺，无一不冠欧洲，胡为恹恹为荷兰之寓公。若云成败不可以论英雄，则又何能以积弱归罪孔子？彼庄周之书最摈孔子者也，然《人间世》一节，又盛推孔子。所谓人间世者，不能离人而立之谓，其托颜回、叶公子高之问难孔子在陈以接人处众之道，则庄周亦未尝不近人情，而忤孔子。乃世士不能博辩为千载以上之庄周，竟咆勃为千载以下之桓魋，一何其可笑也。且天下唯有真学术、真道德，始足独树一帜，使人景从。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不类闽广人为无文法之啁啾；据此则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若《水浒》《红楼》皆白话之圣，并足为教科之书；不知《水浒》中辞吻多采岳珂之《金陀粹编》，《红楼》亦不止为一人手笔，作者均博极群书之人。总之非读破万卷，不能为古文，亦并不能为白话。
若化古子之言为白话演说，亦未尝不是。按《说文》，演，长流也，亦有延之广之之义。法当以短演长，不能以古子之长演为白话之短。且使人读古子者须读其原书耶，抑凭讲师之一二语即算为古子？若读原书，则又不能全废古文矣。矧于古子之外尚以《说文》讲授？《说文》之学，非俗书也，当参以古籀，证以钟鼎之文。试思用籀篆可化为白话耶？果以籀篆之文杂之白话之中，是试汉唐之环燕与村妇谈心，陈商周之俎豆为野老聚饮，类乎不类？弟闽人也，南蛮舌，亦愿习中原之语言，脱授我者以中原之语言，仍令我为舌之闽语可乎？盖存国粹而授《说文》可也，以《说文》为客，以白话为主不可也。乃近来尤有所谓新道德者，斥父母为自感情欲，于己无恩，此语曾一见之随园文中，仆方以为拟于不伦，斥袁枚为狂谬，不图竟有用为讲学者。人头畜鸣，辩不胜辩，置之可也。彼又云武曌为圣王，卓文君为名媛，此亦拾李卓吾之余唾；卓吾有禽兽行，故发是言。李穆堂又拾其余唾，尊严嵩为忠臣。试问二李之名，学生能举之否？同为埃灭，何苦增兹口舌？可悲也！
大凡为士林表率，须圆通广大，据中而立，方能率由无弊。若凭位分、势力，而施趋怪走奇之教育，则唯穆罕默德左执刀而右传教，始可如其愿。今全国父老以子弟托公，愿公留意以守常为是。况天下溺矣，藩镇之祸，迩在眉睫，而又成为南北美之争。我公为南士所推，宜痛哭流涕助成和局，使民生有所苏息；乃以清风亮节之躬，而使议者纷集，甚为我公惜之。此书上后可以不必示复，唯静盼好音，为国民端其趋向！故人老悖，甚有幸焉！愚直之言，万死万死！林纾顿首。
我的复函：
琴南先生左右：
于本月十八日《公言报》中得读惠书，索刘应秋先生事略。忆第一次奉函时，曾抄奉赵君原函，恐未达览，特再抄一通奉上，如荷题词，甚幸。
公书语长心重，深以外间谣诼纷集为北京大学惜，甚感。唯谣诼必非实录，公爱大学，为之辨正可也。今据此纷集之谣诼，而加以责备，将使耳食之徒，益信谣诼为实录，岂公爱大学之本意乎？原公之所责备者，不外两点：一曰“覆孔孟，铲伦常”；二曰“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请分别论之。
对于第一点，当先为两种考察：（甲）北京大学教员，曾有以“覆孔孟，铲伦常”教授学生者乎？（乙）北京大学教授，曾有于学校以外，发表其“覆孔孟，铲伦常”之言论者乎？
请先察“覆孔孟”之说。大学讲义，涉及孔孟者，唯哲学门中之中国哲学史。已出版者，为胡适之君之《中国上古哲学史大纲》，请详阅一过，果有“覆孔孟”之说乎？特别讲演之出版者，有崔怀瑾君之《论语足征记》《春秋复始》。哲学研究会中，有梁漱溟君提出“孔子与孟子异同”问题，与胡默青君提出“孔子伦理学之研究”问题。尊孔者多矣，宁曰覆孔？
若大学教员，于学校以外，自由发表意见，与学校无涉，本可置之不论。今姑进一步而考察之，则唯《新青年》杂志中偶有对于孔子学说之批评，然亦对于孔教会等托孔子学说以攻击新学说者而发，初非直接与孔子为敌也。公不云乎：“时乎井田封建，则孔子必能使井田封建一无流弊；时乎潜艇飞机，则孔子必能使潜艇飞机不妄杀人……卫灵问阵，孔子行；陈恒弑君，孔子讨。用兵与不用兵，亦正决之以时耳。”使在今日，有拘泥孔子之说，必复地方制度为封建，必以兵车易潜艇飞机；闻俄人之死其皇，德人之逐其皇，而曰必讨之，岂非昧于“时”之义，为孔子之罪人，而吾辈所当排斥者耶？
次察“铲伦常”之说。常有五，仁义礼智信，公既言之矣。伦亦有五，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其中君臣一伦，不适于民国，可不论。其他父子有亲，兄弟相友（或曰长幼有序），夫妇有别，朋友有信，在中学以下修身教科书中，详哉言之。大学之伦理学，涉此者不多。然从未有以父子相夷、兄弟相阋、夫妇无别、朋友不信教授学生者。大学尚无女学生，则所注意者自偏于男子之节操。近年于教科以外，组织一进德会，其中基本戒约，有不嫖、不娶妾两条。不嫖之戒，决不背于古代之伦理。不娶妾一条，则且视孔孟之说为尤严矣。至于五常，则伦理学中之言仁爱、言自由、言秩序、戒欺诈，而一切科学，皆为增进知识之需。宁有铲之之理欤？
若大学教员，有于学校以外发表其“铲伦常”之主义乎？则试问有谁何教员，曾于何书、何杂志，为父子相夷、兄弟相阋、夫妇无别、朋友不信之主张者？曾于何书、何杂志，为不仁、不义、不智、不信及无礼之主张者？公所举“斥父母为自感情欲，于己无恩”，谓随园文中有之。弟则忆《后汉书?孔融传》，路粹枉状奏融有曰：“前与白衣祢衡跌荡放言，云：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中，出则离矣。”孔融、祢衡并不以是损其声价，而路粹则何如者？且公能指出谁何教员，曾于何书、何杂志，述路粹或随园之语，而表其极端赞成之意者？且弟亦从不闻有谁何教员，崇拜李贽其人而愿拾其唾余者。所谓“武曌为圣王，卓文君为名媛”，何为曾述斯语，以号于众，公能证明之欤？
对于第二点，当先为三种考察：（甲）北京大学是否已尽废古文而专用白话？（乙）白话果是否能达古书之义？（丙）大学少数教员所提倡之白话的文字，是否与引车卖浆者所操之语相等？
请先察“北京大学是否已尽废古文而专用白话”。大学预科中有国文一科，所据为课本者，曰模范文，曰学术文，皆古文也。其每月中练习之文，皆文言也。本科中国文学史、西洋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中古文学、近世文学；又本科预科皆有文字学，其编成讲义而付印者，皆文言也。于《北京大学月刊》中，亦多文言之作。所可指为白话体者，唯胡适之君之《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而其中所引古书，多属原文，非皆白话也。
次考察“白话果是否能达古书之义”。大学教员所编之讲义，固皆文言矣。而上讲坛后，决不能以背诵讲义塞责，必有赖于白话之讲演；岂讲演之语，必皆编为文言而后可欤？吾辈少时读《四书集注》《十三经注疏》，使塾师不以白话讲演之，而编为类似集注、类似注疏之文言以相授，吾辈岂能解乎？若谓白话不足以讲《说文》、讲古籀、讲钟鼎之文，则岂于讲坛上当背诵徐氏《说文解字系传》、郭氏《汗简》、薛氏钟鼎疑识之文，或编为类此之文言而后可，必不容以白话讲演之欤？
又次考察“大学少数教员所提倡之白话的文字，是否与引车卖浆者所操之语相等”。白话与文言，形式不同而已，内容一也。《天演论》《法意》《原富》等，原文皆白话也，而严幼陵君译为文言。小仲马、迭更司、哈德 等之所著小说，皆白话也，而公译为文言。公能谓公及严君之所译，高出于原本乎？若内容浅薄，则学校报考时之试卷，普通日刊之论说，尽有不值一读者，能胜于白话乎？且不特引车卖浆之徒而已，清代目不识丁之宗室，其能说漂亮之京话与《红楼梦》中宝玉、黛玉相埒，其言果有价值欤？熟读《水浒》《红楼梦》之小说家，能于《续水浒》《红楼复梦》等书以外，为科学、哲学之讲演欤？公谓《水浒》《红楼》作者，均“博极群书之人。总之非读破万卷，不能为古文，亦并不能为白话”。诚然，诚然。北京大学教员中，善作白话文者，为胡适之、钱玄同、周启孟诸君。公何以证知为非博极群书，非能作古文，而仅以白话文藏拙者？胡君家世从学，其旧作古文，虽不多见，然即其所作《中国哲学史大纲》言之，其了解古书之眼光，不让清代乾嘉学者。钱君所作之文字学讲义、学术文通论，皆古雅之古文。周君所译之域外小说，则文笔之古奥，非浅学者所能解。然则公何宽于《水浒》《红楼》之作者，而苛于同时之胡、钱、周诸君耶？
至于弟在大学，则有两种主张如下：
（一）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与公所提出之“圆通广大”四字，颇不相背也。无论有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此义已于《月刊》 之发刊词言之，抄奉一览。
（二）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在校讲授，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例如复辟主义，民国所排斥也，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筹安会之发起人，清议所指为罪人者也，本校教员中有其人；以其所授为古代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嫖赌娶妾等事，本校进德会所戒也，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狎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且公私之间，自有天然界限。譬如公曾译有《茶花女》《迦茵小传》《红礁画桨录》等小说，而亦曾在各学校讲授古文及伦理学。使有人诋公为以此等小说体裁讲文学，以狎妓、通奸、争有夫之妇讲伦理者，宁值一笑欤？然则革新一派，即偶有过激之论，苟于校课无涉，亦何必强以其责任归之于学校耶？此复，并候著祺。
蔡元培启
八年三月十八日
这两函虽仅为文化一方面之攻击与辩护，然北大已成为众矢之的，是无可疑了。越四十余日而有五四运动。我对于学生运动，素有一种成见，以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的组织。其有年在二十岁以上，对于政治有特殊兴趣者，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所以一九一八年夏间，北京各校学生曾为外交问题结队游行，向总统府请愿，当北大学生出发时，我曾力阻他们，他们一定要参与，我因此引咎辞职，经慰留而罢。到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学生又有不签字于《巴黎和约》与罢免亲日派曹、陆、章的主张，仍以结队游行为表示，我也就不去阻止他们了。他们因愤激的缘故，遂有焚曹汝霖住宅及攒殴章宗祥的事。学生被警厅逮捕者数十人，各校皆有，而北大学生居多数。我与各专门学校的校长向警厅力保，始释放。但被拘的虽已保释，而学生尚抱再接再厉之决心，政府亦且持不做不休的态度。都中宣传，政府将命令免我职，而以马其昶君任北大校长。我恐若因此增加学生对于政府的纠纷，我个人且将有运动学生保持地位的嫌疑，不可以不速去，乃一面呈政府引咎辞职，一面秘密出京，时为五月九日。
那时候学生仍每日分队出去演讲，政府逐队逮捕，因人数太多，就把学生都监禁在北大第三院。北京学生受了这样大的压迫，于是引起全国学生的罢课，而且引起各大都会工商界的同情与公愤，将以罢工罢市为同样之要求。政府见势不可侮，乃释放被逮诸生，决定不签和约，罢免曹、陆、章。于是，五四运动之目的完全达到了。
五四运动之目的既达，北京各校的秩序均恢复，独北大因校长辞职问题又起了多少纠纷。政府曾一度任命胡次珊君继任，而为学生所反对，不能到校，各方面都要我复职。我离校时本预定决不回去，不但为校务的困难，实因校务以外，常常有许多不相干的缠绕，度一种劳而无功的生活，所以启事上有“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等语。但是隔了几个月，校中纠纷，仍在非我回校不能解决的状态，我不得已乃允回校。回校以前，先发表一文，告北大学生及全国学生联合会，告以学生救国，重在专研学术，不可常为救国运动而牺牲。到校后，在全体学生欢迎会上演说，说明德国大学学长、校长均每年一换，由教授会公举，校长且由神学、医学、法学、哲学四科之教授轮值，从未生过纠纷，完全是“教授治校”的成绩。北大此后亦当组成健全的教授会，使学校绝不因校长一人的去留而起恐慌。
那时候蒋梦麟君已允来北大共事，请他通盘计划，设立教务、总务两处，及聘任财务等委员会，均以教授为委员。请蒋君任总务长，而顾孟余君任教务长。
北大关于文学、哲学等学系，本来有若干基本委员，自从胡适之君到校后，声应气求，又引进了多数的同志，所以兴会较高一点。预定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学、国学四科研究所，只有国学研究所先办起来了。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方面，比较困难一点。自一九二〇年起，自然科学诸系请到了丁巽甫、颜任光、李润章诸君主持物理系，李仲揆君主持地质系；化学系本有王抚五、陈聘丞、丁庶为诸君，而这时候又增聘谭仲逵君。于是整理各系的实验室与图书室，使学生在教员指导之下切实用功。改造第二院礼堂与庭园，使合于讲演之用。在社会科学方面，请到王雪艇、周鲠生、皮皓白诸君。一面诚意指导，提起学生好学的精神；一面广购图书杂志，给学生以自由考察的工具。丁巽甫君以物理教授兼预科主任，提高预科程度。于是，北大始达到各系平均发展的境界。
我是素来主张男女平等的。一九二〇年，有女学生要求进校，以考期已过，姑录为旁听生。及暑假招考，就正式招收女生。有人问我：“兼收女生是新法，为什么不先请教育部核准？”我说：“教育部的大学法令，并没有专收男生的规定，从前女生不来要求，所以没有女生，现在女生来要求，而程度又够得上大学，就没有拒绝的理由。”这是男女同校的开始，后来各大学都兼收女生了。
我实佩服章实斋先生的，那时候国史馆附设在北大，我订了一个计划，分征集纂辑股。纂辑股又分通史、民国史两类，均从长编入手，并编历史辞典。聘屠敬山、张蔚西、薛阆仙、童亦韩、徐贻孙诸君，分任征集编纂等务。后来政府忽又有国史馆独立之一案，别行组织，于是张君所编的民国史，薛、童、徐诸君所编的辞典，均因篇幅无多，视同废纸。只有屠君在馆中仍编他的蒙兀儿史，躬身保存，没有散失。
我本来很注意于美育的，北大有美术史教课，除中国美术史由叶浩吾君讲授外，没有人肯讲美学。一九二一年，我讲了十余次，因足疾进医院停止。至于美育的设备，曾设书法研究会，请沈尹默、马叔平诸君主持；设书画研究会，请贺履之、汤定之诸君教授国画，比国楷次君教授油画；设音乐研究会，请萧友梅诸君主持；均听学生自由选习。
我在爱国学社时，曾断发而习兵操，对于北大学生之愿受军事训练，常特别助成，曾集这些学生编成学生军，聘白雄远君任教练之责，亦请蒋百里、黄膺白诸君到场演讲。白君勤恳而有恒，历十年如一日，实为难得的军人。
我在一九二〇年冬曾往欧美考察高等教育状况，历一年回来，这时校长的任务由总务长蒋君代理。回国后，看北京政府的情形日坏一日，我处在与政府常有接触的地位，日想脱离。一九二二年冬，财政总长罗钧任君忽以金佛郎问题被逮。释放后，又因教育总长彭允彝君提议，重复收禁。我对彭君此举，在公议上，是蹂躏人权、献媚军阀的勾当；在私情上，罗君是我在北大的同事，而且于考察教育时，为最密切的同伴，他的操守为我所深信，不免大抱不平。与汤尔和、邵飘萍、蒋梦麟诸君会商，均认有表示的必要。我于是一面递辞呈，一面离京。隔了几月，贿选总统的布置渐渐实现，而要求我回校的代表还是不绝，我遂于一九二三年七月间重往欧洲，表示决心。至一九二六年，始回国，那时京津间适有战争，不能回校一看。一九二七年，国府成立，我在大学院试行大学区制，以北大划入北平大学区范围，于是我的北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始得取消。
综计我居北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十年有半，而实际在校办事，不过五年有半。一经回忆，不胜惶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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