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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本书作者康奈尔伍尔里奇（Cornell Woolrich）生于1903年。19世纪20年代，在哥伦比亚大学就读时，他开始创作小说，并于30年代至40年代与雷蒙德钱德勒以及詹姆士M凯恩一起成为“黑色体裁”小说的创始人，写出了如《后窗》、《我嫁给了一个死人》等被列入“黑色系列”的经典悬念小说。
★罗宾戴维斯曾将这部小说拍成电影《我嫁给了个影子》，由戛纳影后娜塔丽贝伊主演。台湾拍过电视剧《爱情魔戒》，该剧也是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由当红人气偶像郑元畅和夏于乔主演。
★本书译者孙予先生译著颇丰，除《我嫁给了一个死人》之外，还译有《格列佛游记》、《还乡》、《绿野仙踪》、《德温特夫人》、《旋入深渊的华尔兹》、《查理和巧克力工厂》等多部作品。其译文流畅生动，颇具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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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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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男友抛弃的海伦，绝望地搭上一辆告別过去的远行列车，茫然不知何去何从。在火车上，她巧遇一位同样身怀六甲的年轻少妇，两人的人生境遇虽然天差地別，但彼此却短暂温暖了这个孤独的旅程。谁知这段巧遇竟因一场意外改变了两人的命运，一段美丽而惊悚的人生于是展开了……《我嫁给了一个死人》让一场火车灾难产生"浴火重生"的新生命，让一个人能成为他所偶识的另一个人；车祸过去，新人诞生了。带着全新的身份以及全新的前途，带着不可测的发展可能与潜在的极端危险，这位新人将要重新面对某人的过去与未来。这个"身份转换"的构想，后来也是无数电影、电视剧翻拍的源头。法国把它拍成了电影《我嫁给了一个影子》，由戛纳影后纳塔丽·贝伊主演。台湾把它拍成了电视剧《爱情魔戒》，由人气偶像郑元畅、夏于乔主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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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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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奈尔·伍尔里奇，1903年12月4日诞生于纽约，悬疑小说大师、“黑色电影之父”，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哥伦比亚大学时开始小说创作，视F.S.菲茨杰拉德为标杆。三十年代起转型尝试写作中短篇悬疑小说，四十年代起开始出版长篇作品，写出《后窗》、《深渊中的华尔兹》和《我嫁给了一个死人》等名作，成为推理界一代巨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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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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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尔菲尔德夏日的夜晚令人心旷神怡，四下飘逸着一股缬草、茉莉花、忍冬和红花草的清香。我老家那儿的星星令人觉得冷峻和遥远，而这儿的星星却跟那儿完全不同，它们是那么温馨可爱，看起来就低垂在我们的头顶之上，离我们真近。微风轻轻拂动打开着的窗户上的窗帘，风儿轻柔得就像一个幼儿的甜吻。如果细细聆听，你可以听到，在微风的吹拂下，阔叶树的树叶发出了绵绵的絮语声，接着，它们重又静静地进入睡乡。屋里射出的灯光落在了屋外的草坪上，把草坪划分成一块块长条。万籁俱寂，一片平和安详的静谧。噢，是啊，这考尔菲尔德夏日的夜晚是那么令人心旷神怡。
但这样的夜晚不属于我们。
还有冬天的夜晚。秋天的夜晚，以及春天的夜晚。都不属于我们，不属于我们。
我们在考尔菲尔德的房子也是那么舒适愉快。每天，不管在什么时候，蓝绿色的茵茵草坪总显得像浇过水一样。喷洒器露在外面的闪闪发亮的转轮总是在转呀转，不停地转着，如果凑近它们，凝神盯着这些转轮，便可以看到眼前会出现道道彩虹。还有那有着急转弯的干净的车行道。雪白的门廊支座在阳光照耀下显得那么炫目。走进屋里，只见一道从上到下的乌黑光亮的楼梯，两旁是弯曲匀称的白栏杆，跟楼梯一样显得十分高雅。年代久远的打蜡地板十分光亮，停住脚便可闻到一股蜡和柠檬油的清香。绒毛地毯，豪华气派。每当你回来后，几乎走进每一个房间，都有一把受人欢迎的椅子像一个老朋友一样，邀请你在它上面坐上一会。到这儿的人一见到这幢房子都会说：“还要再奢求些什么呢？这就是一个家，一个家就该是这样。”是啊，我们在考尔菲尔德的这幢房子是那么令人愉快舒适。
但是它也不属于我们。
我们的小宝贝，我们的休，他和我的。看着他在考尔菲尔德一点点长大，在有朝一日属于他的这座房子里，在有朝一日属于他的这个城镇里，一点点长大；看着他迈出摇摇晃晃的第一步——这就意味着如今他会走路了；听到从他嘴里咿咿呀呀地说出的每一个新词儿——这意味着如今他又会多说一个词儿了，他会说话了，是多么令人欣喜啊。
然而，从某种角度说，就连他也不属于我们。就连他似乎也是我们偷来的，是从别人那儿偷来的，用某种我说不清的方法偷来的，反正我总觉得这一切有一种糊里糊涂说不清道不明的味道。是某种我们没资格享有的东西，一种根本不该归我们所有的东西。
我是那么爱他。我这会儿说的是这个叫比尔的男人。他也爱我。我知道我爱他，我知道他也爱我，我不可能怀疑这一点。然而，我也确信无疑，有朝一日，也许是今年，也许是明年，他会突然整理好他的东西，就此离开我一走了之。尽管他不想这样做。尽管那时他依然还爱着我，就像现在我在说这话时他确实很爱我一样。
反过来，假如他不这样做，那么我也会这么做的。我会拿起我的旅行包，走出大门，不再回返。尽管我并不想这样做。尽管到那时我依然还爱着他，就像我这会儿说这话时一样地爱着他。我会放弃我的这个家。我会离开我的小宝贝，让他一个人留在这个有朝一日会属于他的家里，我还会把我的心留在这儿，留给我的心之所属的这个男人（我怎么可能带着我的心离开这儿呢？），然而不管怎样，我会离开，我将从此不再回返。
我们一直为这事而苦苦挣扎。这事把我们弄得好苦啊，我们全都知道我们挣扎得有多苦。这件事无时无处不在。我们曾把它赶走，我们曾把它赶走了一千回，可只要一个眼色，一句话，一个闪念，它便又回来了。它就待在这儿。
我这么对他说实在是于事无补：“你没干过这事。你已经告诉过我一回。一回就够了。现在就不必再去重复它了，够晚的了。我知道你没做过。噢，亲爱的，我的比尔，你没有撒谎。你没有撒谎，不管是在钱的问题上，在名誉问题上，还是在爱情上——”
（可这不是钱的问题，不是名誉问题，也不是爱情问题。这是个特别的问题。这是谋杀。）
在我不相信他的时候，这么说根本于事无补。在他说起这事的时候，我或许会相信他。可过一会儿，一小时，一天，或是一星期后，我就又不相信他了。这样根本于事无补，因为我们并不只是在一起生活一会儿，我们根本不可能这么做。还有那么多的时光，那么多小时，那么多星期，天哪，那么些年。
每回，在他说起这事时，我知道并不是我干的。我就知道这一点。我知道得很清楚，真太清楚了，我知道。那剩下的就只能是——
每一回，在我说起这事时，或许他也知道并不是他干的（但我不可能知道这一点，我不可能知道；他根本没法让我知道）。对此他也知道得很清楚，那么清楚。那剩下的就只能是——
没好处，一点没好处。
六个月以前的一个晚上，我跪在他面前，我的小男孩就在我们中间，就在我曲着的膝上。我把手放在孩子头上，我就这么向他发誓。我把嗓门放得很低，这样孩子就不会明白我在说些什么。
“以我的孩子起誓，比尔，我把手放在我的孩子的头上起誓，我没干过那事。噢，比尔，我没干过——”
他将我扶起来，把我抱在怀里，紧紧贴住他。
“我知道你没干过，我知道。我还能再说些什么呢？我还能用别的什么法子告诉你呢？来，帕特里斯，倚在我的心口上。或许这要比我对你说什么都强——听听这颗心在说些什么，你就不明白它是相信你的吗？”
有一会儿，我是相信了，就在我们缠绵爱恋的那一会儿。可接着这一刻过去了，这一刻总要过去的。他也已经在想了：“可我知道那不是我干的。我完全知道那不是我干的。那剩下的就只能是——”
尽管他的胳膊比以往更紧地搂住我，他的嘴唇在吻去我眼中流下的泪水，他已经又不相信了。他已经不相信了。
这事真是毫无办法。我们给揪住了，我们给圈住了。每次这个怪圈这么邪恶地转下一圈，我们就给圈在里面，没法逃脱。因为如果他是无辜的，那么这事必定就是我干的。假如我是无辜的，那么这事必定就是他干的了。不过我知道我是无辜的（而他或许知道他也是无辜的）。真是毫无办法。
要不，由于我们拼命想摆脱这事，结果弄得自己精疲力竭，这时我们便会不顾一切地为这事而大干一场，只想别放过它，跟它同归于尽，就此一了百了。
有一回，由于再也忍受不了这种长期折磨人、让人看不见、却死缠住我俩不放的事，他突然从他坐的那把椅子里跳起来，尽管在此前的一个小时里我们两人一直没说过一句话。他一直在假装看书，其实却一点没看进去，他像扔一块砖头一样把书远远扔出去。他那么狂怒地跳起来，似乎准备朝他看见的在自己面前的什么东西扑过去，跟它干上一仗似的。我的心也随之怦怦乱跳。
他猛地跑到房间最远端，在那儿停住脚——一副走投无路的模样。他握紧拳头，抬起手臂，朝房门猛地捶去，只是由于门板很厚，他才没把门捶破。然后他以一种绝望的表示反抗的模样大声叫起来：
“我才不在乎呢！没什么了不起的！你听到了吗？没什么了不起的！人家以前已经这么干过了。干过多次了。然后他们不也过得好好的。我们为什么就不能这样呢？他这人坏透了。他活该。根本不值得再去为他多费心思。全世界都是这么说的，人们如今还是这么说。他根本一点不值得我们为他去这么苦熬——”
说罢他毫不在乎地随意给我俩各倒了一杯酒，捧着酒杯向我走来。我很理解他，很同意他的看法，我站起身，向他迎去。
“喏，拿去。为这事干杯。把它一起喝下去。让它就此过去。我们中有一人确实做过这事。一点没关系。反正干也干了。让我们就这么生活下去吧。”
接着他用拳头打着自己的胸口：“行了，是我干的。这事就是我干的。好了，就这么说定了。唉，总算过去了——”
突然，就在这时，我们彼此的眼光已看透了对方，酒杯举了一半便停住了，手又放了下来，它又回来了。
“可你并不相信。”我十分沮丧地低声说道。
“你也一样。”他像遭了一击，大口喘着气。
噢，每件事里都有它，它无处不在。
我们已经躲开了，可不管到哪儿，它总在那儿。它在湛蓝的路易丝湖深处，它在比斯坎湾上空那朵朵白云里。它随同圣巴巴拉海峡的激浪一起无休止地翻滚不息，它就像一朵比别的浪花更黑的浪花，偷偷地躲在百慕大海岸边的礁石中。
我们回来了，可它依然同我们形影不离。
它就在我们看的那些书的字里行间。它黑黝黝地突现在那儿，使其余的字行都变得模糊不清。“这会儿，在我看书时，他是不是正想着这事呢？就跟我一样？我才不会抬眼看他呢，我只让自己的眼睛盯着这本书，可是——他现在是不是正想着这事呢？”
早晨，它就是那只握着咖啡杯、从早餐桌伸过来、把杯子凑近咖啡壶的手。依稀之中，这只手好像沾满了血，通红通红的，然后又变得十分苍白，就像原本那样。要不就相反，它是握住咖啡壶在倒咖啡的另一只手；而这都取决于看着这一切进行的人当时坐在餐桌的哪一边。
一天，我看见他的眼光落在了我的手上，于是我知道他这时在想些什么。因为在前一天，当我看着他的手时，我的眼光同他现在的一模一样，而且我当时一直在想的就同他现在想的一样。
我看见他很快地闭了一下眼睛，想去除这种令人恶心的幻觉；我知道他这么做表达的意思，我也闭上了眼睛，想驱走自己脑中的这一意识。随后，我们两人一起睁开了眼睛，朝对方笑了一笑，算是告诉对方什么也没发生过。
它就在我们在电影院里看的银幕上的一幅幅画面里。“我们走吧，我真——看腻了这种电影。你呢？”（这时电影正放到一个人准备去杀死另一个人的情景，马上，他就知道这事又要回来了）可是尽管我们起身离开了电影院，已经来不及了，因为他知道我们离开的原因，我也知道。即便当时我还不太明白，可这个事实——我们离开的这一事实——也已经告诉了我。这一来，这种防备措施全然无用。它又回到了我们的心中。
话又说回来，离去总比留下更明智。
我记得，有一天晚上，它一下子又来了，来得那么突然，预先没有一点警告，令我们猝不及防，我们无论如何都没法及时回避。我们当时正背朝着银幕，还只是顺通道往外走去，这时，突然响起了一声枪声，接着听见一声指责的呻吟：“你——你杀了我。”
在我听来，这就像是他的声音，他正在对我们说话，对我们中的一个说话。此刻，我觉得，观众席上的每个人都掉转头向我们看来，他们全都在盯着我们，带着一种公众在他们中有一人被指认出来后表露出的超然好奇的神态。
一时间，我的两腿好像一步也走不动了。我踉跄了一下，似乎就要无助地倒在铺着地毯的走道上。我转身看着他，我清清楚楚地看见，那一会儿他的头缩进两肩，低了下来，表现出一种戒备的样子。而向来他总是把头抬得那么高、那么挺。过了一会儿，他的头又挺直了，可就是有那么一刻，他的头低下了，而两肩则耸了起来。
这时，他似乎意识到我需要他，或许是因为他需要我，他伸出手搂住了我的腰，就这么搀扶着我走完了余下的那段通道，让我稳定下来，撑了我一把，而没有真正把这事全丢给我。
到了休息室，我们两人都脸色苍白。我们都没看对方，是休息室墙边的镜子让我们看到了彼此的脸色。
我们从不喝酒。我们很明白不该喝。我想我们都意识到，与其以胆怯的心情去关上这扇门，还不如让门开得更大，就让所有的恐惧都进来的好。不过在这个特别的夜晚，我记得很清楚，就在我们出来时，他说：“你想喝点什么吗？”
他没有说一杯酒，只是说“喝点什么”。不过我明白这个“喝点什么”是什么意思。“行啊。”我悄悄战栗了一下。
我们甚至没等回到家里后再喝，那样耽搁的时间太长了。我们进了电影院旁边的一个酒吧，在吧台前站了一会，我们两人同样急急忙忙地喝下了一点东西。三分钟后我们就又出了酒吧。然后我们钻进汽车，一路开回家里。整个这段时间里，我们没说过一句话。
它就在我们给对方的那个吻里。不知怎的，它正好就落在了我们两人的嘴唇间，每一回都是如此。（我吻他吻得太热烈了吗？这时他会不会就此认为我又原谅他了？我吻他吻得太无力了吗？他会不会据此认为我这时又想起了那件事？）
它无处不在，它无时不在，它就是我们。
我真不明白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游戏。我只知道它的名字，人们把它叫做生活。
我真没把握该如何来玩这种游戏。从来没人告诉过我。从来没人告诉过任何人。我只知道我们一定是玩得不对。我们在玩的过程中破坏了这种或那种规矩，当时却根本就不知道。
我不知道这种游戏的赌注是什么。我只知道我们把这些赌注全输光了，它们不再属于我们了。
我们已经输了，我就知道这一点。我们输了，我们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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