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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发生在1945年8月6日的事件重新置入现代人意识的需要，产生了这整个令人难以置信的问题。 去年，在法兰克福书展（Frankfurt Book Fair）上，有人给我一本书。编辑问我对这本书装帧的看法。我快速地翻看了一下，作了些回答。三个月后，我收到这本书的完成本。它躺在我的书桌上，没有开封。偶尔，它的书名和封面图片抓住我的眼睛，但是我没有回应。我觉得没有立刻阅读它的必要，因为我认为我已经知道它要讲些什么。 难道我不是清楚地记得那一天—那时我在驻贝尔法斯特（Belfast）的军队—我们第一次听到原子弹投掷到广岛的新闻之时？在首次裁减核武器运动后的无数次会议上，我和其他人提起过那个炸弹的意义。 然而，上个星期的某个上午，我收到一封来自美国的信，信内附有朋友所写的一篇文章。这位朋友是哲学博士、马克思主义者。此外，她是位非常慷慨、热心的女性。文章是关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我惊讶地发现，她所持立场是反苏联的，与里根的立场相仿。她在结论里申明核武器可能造成的毁灭程度，然后期待这结论可以为美国社会主义革命提供积极的可能性。 正是在那个上午，我打开桌上的那本书，开始阅读。它的书名为《难以忘却的火》（Unforgettable Fire）。 书中皆是绘画和素描，是原子弹投掷那一天在广岛的幸存者所作，三十六年前的今天。图片通常都配有文字，解释形象的意义。没有一幅画是专业艺术家所绘。1974年，一个老人到广岛电视台，将他所作的一幅画展示给任何一个感兴趣的人看，画的题目是《1945年8月6日，约下午四时，Yurozuyo桥附近》。 这激发了电视台的灵感—邀请其他幸存者描绘他们对于那天的记忆。近千幅图片寄来，这些图片组成一个展览。这个邀请是这么说的：让我们为后代留下由市民描绘的关于原子弹的图片。 显然，我对这些图片的兴趣不可能出自艺术批评的目的。我们不会用乐理分析尖叫。但是在重复地观看它们之后，最初的感觉变成了肯定。这是些地狱的形象。 我不是以夸张手法使用“地狱”这个词。这些画由离开学校后就再也没有画过画的女人和男人所作—他们中的大多数肯定从未走出过日本—这些画里必须被驱散的记忆与欧洲中世纪艺术的无数地狱形象之间，有着非常接近的精神相通。 这精神的相通既是风格的，也是本质的。从本质上说，这与所描绘的处境有关。这精神的相通在于痛苦的繁殖程度，在于祈求或者援助的匮乏，在于残酷，在于悲惨的平等，在于时间的消亡。 我今年七十八年。原子弹爆炸的那天，我住在绿町（Midorimachi），大约是早上九点，当我向窗外望去时，我看到几个妇女鱼贯从街上走向广岛市医院。我第一次意识到，正如有时候人们所说的，当人非常非常害怕的时候，头发会竖起来。这些女人的头发确实是竖着的，她们胳膊上的皮肤脱落。我猜测她们大概三十岁上下。 一次又一次，冷静的目击者的叙述召唤起但丁地狱诗句的惊讶和恐惧。广岛火球中心的温度是300000摄氏度。在日本，幸存者被称为hibakuska—“见过地狱的人”。 突然，一个光着身子的男子向我走来，声音颤抖着说：“请帮帮我！”他被核爆炸烧伤，全身上下都是肿的。我没有认出他是我的邻居，我问他是谁。他回答他是Sasaki先生，是Funairo镇开木材店的Ennosuke Sasaki先生的儿子。那个上午，他在做志愿劳动服务，疏散Kato镇政府附近的房子。他全身上下烧焦了，他走回在Funairo的家。他看上去可怜极了—烧伤、疼痛、赤裸，只有几缕绑腿拖曳在他身后。只有他的头发被他的军帽盖着，好像戴着一个碗。我的手指碰触到他的时候，他的皮肤直蜕下来。我不知道该做什么，于是我请一个过路的司机送他到Eba医院。 这地狱的重现不是使得人们更容易忘记这些感觉属于生命？难道就没有证明地狱是虚假的东西？二十世纪的全部历史都证明地狱确实是真的。 欧洲极有系统地建起地狱的条件。甚至没有罗列地点的必要。甚至没有重复组织者算计的必要。我们知道这些，我们选择遗忘。 当我们发现大部分关于—比如说—托洛茨基的书页从苏联历史中撕去时，我们感到荒谬或者震惊。而我们的历史书里撕去的是那些关于在日本投掷那两颗原子弹的经验。 当然，事实存在于教科书上。学童们甚至可能学到日期。但是这些事实的意义—它们最初的意义是如此清晰，如此可怕地生动，以至于世界上每个评论员都震惊了，以至于每个政治家都不得不说（同时作着不同的算计），“永远不再”—这些事实的意义如今被排除在外。这是一个有系统、缓慢、彻底的压制和灭绝的过程。这个过程被隐藏在政治的现实里。 不要误解我。在这里，我不是反讽地使用“现实”一词。我不是政治天真。我对政治现实有着极大的敬意，我相信政治理想主义者的单纯通常是极危险的。在这个事件上，我们所思考的是，西方的—由于显然的理由，不是日本的；由于不同的理由，不是苏联的—政治和军事的现实灭绝了另一个现实。 被灭绝的现实是肉体的— 位于Tenma河上的Yokogawa桥，1945年8月6日，早上8:30。 人们哭喊着、呻吟着，跑向城里。我不知道为什么。Yokogawa火车站的蒸汽机在燃烧。 奶牛的皮粘在电线上。 女孩子臀部的皮肤垂着。 “我的孩子死了，是不是？” 也是道德的。 政治和军事的争论涉及威慑手段、防御系统、相对罢工力量、战术核武器，并可悲地涉及所谓民防。今天，任何裁减核武器的运动必须对付这些因素，反驳它们的错误诠释。忽略它们，就像这原子弹和乌托邦同样宣告世界末日（在欧洲，建造人间地狱伴随着建造人间天堂的计划）。 必须被救赎、被重新置入、被揭露，而且永远都不容许遗忘的是另一个现实。大多数大众传媒手段几乎都已被招安。 这些图片在日本电视上展示。你能够想象英国广播公司一台（BBC channel one）在黄金时段播放这些图片么？没有任何“政治的”和“军事的”现实指涉，就以这样一个直白的题目—《事情正是如此，1945年8月6日》。我质疑这个可能性。 当然，那一天里所发生的，既不是这个行动的开端，也不是尾声。它始于数月前，数年前，以这个行动的计划开始，直到最终的决定是在日本投两个炸弹。不论世界是如何被投在广岛的炸弹所震骇、惊慑，这里必须强调的是，这不是误算、不是错误、不是由于情况恶化得过于迅速，以至于失去了控制（正如在战争中所可能发生的）。所发生的一切经过有意识地、精确地计划。像这样一个小场景是这个计划的一部分： 8月7日，大约下午三时，我走在Hihiyama桥上。一个女人，看上去像是孕妇，死在路边。在她身旁，一个三岁左右的女孩用一个捡来的空罐子盛了些水。她正试图让她母亲喝水。 我看着这个悲惨的情景下可怜的女孩，我紧紧地搂着她，和她一起大声地痛哭，我跟她说，她母亲已经去世。 有准备工作。也有后果。后果包括漫长而难挨的死亡，辐射病，暴露于核爆炸后所引发的众多致命疾病，以及对于后代的不幸遗传。 我克制着自己不要罗列数据：多少万的人死去，多少人受伤，多少畸形的孩子。正如我克制着自己不去指出投在日本的原子弹相比之下是如此之“小”。这样的数据容易分散注意力。我们会思考数据，而不是思考痛苦。我们计算，而不是判断。我们相对化，而不是拒绝。 在今天，听到恐怖主义的威胁和不道德，人们可能会愤慨或者愤怒。事实上，这似乎是美国新外交政策论调的要点（莫斯科是所有恐怖主义的世界基地），也是英国对于爱尔兰的外交政策论调的要点。对于恐怖主义者的行动，使得人们震惊的是，他们的目标通常是不加选择的、无辜的人们—火车站、下班后等公交车回家的人群。恐怖主义者不加选择地选择受害者，希望在政治决策上—由受害者的政府所作出—产生震惊效果。 在日本投掷两个炸弹是恐怖主义行动。计划者是恐怖主义者。这种不加选择是恐怖主义。相比之下，今天活跃着的恐怖主义小团体是仁慈的杀手。 这里还需要作另一个比较。今天的恐怖主义团体大多代表小民族或者小群体，他们对抗掌权的巨大力量。然而广岛事件是犯罪，世界最强大的联盟对一个正准备谈判、承认失败的敌人所犯的罪行。 将“恐怖主义”这个称号应用于向广岛、长崎（Nagasaki）投掷原子弹的行为，在逻辑上是正当的。而我这么做，是因为这可能有助于我们将这个行为重新置入现代人的意识。然而，这个词本身却不重要。 受害者的第一手证据，这些被撕去书页的文字，激起一种愤怒的感觉。这种愤怒的感觉有两个本能面向。一方面是对于曾经发生的事件的恐惧和同情，另一方面是自卫和断言：这不应当再发生（在这里）。对于有些人，“这里”括在括号里，对于另一些人，则不是。 恐惧的一方面，如今已经被压抑反应，迫使我们去理解曾经发生的现实。不幸的是，第二个反应将我们与现实疏远。尽管它开始于一个坦白的断言，但是它迅速地通向防御政策、军事争论和全球战略的迷宫。最后，它甚至导致私人放射掩蔽所这种卑劣的商业荒唐。 愤怒感之所以两面分裂—一方面是恐惧，另一方面认为这些行为是出于迫不得已—是因为邪恶这个概念已被遗弃。除了我们最近时代的文化，每一种文化都有邪恶这样一个概念。 这个概念的宗教或者哲学的基础改变是无足轻重的。邪恶这个概念暗示着人类必须不断抗争一种或者众多力量，使得这些力量无法战胜人生，摧毁人生。最早的书写文本之一—来自美索不达米亚，写于荷马之前1500年—谈及这个抗争，这个抗争是人类生命的首要条件。如今，在公众的思想里，邪恶这个概念降低为支持某个意见或者假设（堕胎、恐怖主义、阿亚图拉［Ayatollahs］）的小形容词。 面对1945年8月6日的现实，没有人能够否认当天发生的事件是邪恶的。这不是意见或者诠释的问题，这是事件的问题。 这些事件的记忆应当不断地出现在我们眼前。这正是为什么广岛上千名市民开始在纸上绘画。我们应该在每一个地方展示他们的画。现在，这些可怕的形象能够释放出反抗邪恶的能量，那终生与之抗争的能量。 我们可以从这里汲取一个非常古老的教训。在某种意义上，我那在美国的朋友是单纯的。她的看法超越了核屠杀，却没有思考它的现实。这个现实不仅包括受害者，而且包括计划者、支持者。自远古时代起，邪恶通常戴着单纯的面具。邪恶的主要存在模型之一是忽略（无动于衷地）眼前所发生的。 8月9日：在一个军事训练基地西岸，一个约四五岁的男孩。他被烧成了黑色，仰躺着，胳膊伸向天空。 只有忽视或者别过头去，我们才能相信这样的邪恶是相对的，因而在某些条件下是情有可原的。在现实里—幸存者和亡者作证的现实—它永远不可能得到辩护。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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