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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Cormack讲席教授。公司金融和公司治理领域最重要的学者之一，欧洲公司治理委员会研究员，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1992年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 目錄： 引言 第一篇问题 第1章 美国特色论 第2章 谁杀害了霍雷肖阿尔杰 第3章 美式裙带资本主义 第4章 裙带金融体系 第5章 救助之国 第6章 学术界的责任 第7章 民本主义的时机 第二篇解决之道 第8章 机会平等 第9章 以竞争对抗不平等 第10章 基于市场的伦理 第11章 对游说的制约 第12章 简约为美 第13章 好的税收和坏的税收 第14章 改革金融业 第15章 给民众的数据 第16章 扶持市场，而非扶持企业 內容試閱： 引言 你是否受到过死亡威胁？ 在美国，至少对守法居民来说，死亡威胁是非常罕见的事。可我的一位朋友却遭遇过。他在哪里越界了？2008年金融危机前，他是如今已臭名昭著的保险巨头美国国际集团（简称AIG）的一位咨询师。AIG对于我这位朋友在数学风险模型设计中的成就非常满意，于是给他提供了一份竞业禁止合同：用一大笔奖金换取他答应不会直接跳槽到另一家公司或开创自己的对冲基金。这是企业为挽留人才所采取的非常普遍的做法，但对我的朋友来说，不幸的是这笔收入将在2008年底才支付，而那正好是在金融史上最大规模的政府救助行动之后，美国政府以优惠条件借款2230亿美元给AIG，以防止其破产。如果感到这个数字的规模难以理解，你可以想象是所有的美国家庭每户都给AIG提供了2000美元借款。因此当消息曝光说这家保险公司尽管业绩糟糕至此，却依旧给高管们支付了165亿美元巨额奖金之后，社会上群情激愤也就并不令人意外了。 我这位朋友的竞业禁止合同是那笔奖金中的一部分。甚至在丑闻爆发前，当一家报纸提及他曾经为AIG的金融产品部门工作过时，他就已收到过几次死亡威胁。后来他更加害怕自己的名字出现在报纸上，列入那笔被揭发的奖金的接受者名单。于是尽管没有法定的义务，他还是把这笔钱退回了公司，希望这个行动能让他的名字免于公之于众。出于对妻子和两个十几岁女儿的安全的担忧，他还为她们安排了疏散计划。 你对这个故事有何感想？从理论上讲，大家无疑会认为不管一个人做过什么事情，像这样去进行恐吓都是错误的。但我愿意打赌说，假如你是属于今天的大多数美国人的类型，那么你内心中至少有一部分会认为我这位朋友活该倒霉，特别是我还要告诉你，他所负责测算的风险是AIG所承保的信用违约掉期交易的基础。虽然他的合同并没有与业绩挂钩的条款，但许多人会认为这无关紧要，他毕竟是那家给国家带来深重的经济浩劫的公司的一员。然而这个故事以及我们得到的整个体制被操纵的感受，所带来的启示却不只是针对任何人或任何企业的财富。在历史上，对财产权利的尊重、对合同的保护以及对自由市场经济的信念极大地促进了美国的发展，不但给那些生于这片土地的幸运儿带来了繁荣，还帮助了千百万被美式自由和希望所吸引、从世界各地来此的移民。 可是，我们对于自由市场的信念正在褪色。在过去10年，中位家庭的实际收入下降了7个百分点。 今天的20多岁的普通男子即使有幸找到工作，其实际收入也要比当年同一年龄段的父辈少19%。 更多的年轻人还处于失业状态。从统计数字上看，我们会发现从一无所有到致富的机会在减少，美国梦的前景正变得暗淡。在这样的背景下，许多人会怀疑所谓神圣的契约精神不过是以纳税人为代价来保护富人利益的遮羞布。毕竟如果政府没出手救援，AIG就会破产，这些奖金就会和AIG的其他债权人的权益一样只能得到极少的补偿。那为什么要用我们的钱给这些人全额补偿呢？愿赌服输难道不正是自由市场制度的真谛吗？ 鉴于政府借出去的大部分资金最后都得到了偿还，我们或许会认为这些问题将逐渐平息。不过在2011年秋天，救助行动过去3年之后，成千上万示威者到纽约市的祖科蒂公园乃至全美各地的许多公园宿营，以表达其愤怒。这些示威者未必能代表社会大多数人，但他们至少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公众支持。根据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在2011年12月的调查，赞成示威者提出的问题的美国人超过了反对的人：48%∶30%，当然很多人并不支持用这种方式来开展示威。示威者提出的某些议题得到的支持度更高，例如，目前有61%的美国人认为“国家的经济制度不公平，偏向富人”，77%的人相信“少数富人和公司在这个国家的权力过大”。 对美式资本主义的捍卫者而言，这些数字足以令人忧虑。 美国特色 我认识的移居美国的大多数意大利经济学家（他们人数很多）是作为极左派而来的，有些人甚至是活跃的共产主义者。尽管不喜欢美国的制度，他们还是来到此地，只因这里有世界上最优秀的大学。我还注意到，一旦进入美国之后，这些人往往会逐渐转变为自由市场的拥护者。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转变要归功于之前积累的经济学知识。不过我认为更为重要的因素是他们通过亲身经历认识到，自己从理论上学到的自由市场能够带来的许多好处在美国成了现实。奖励更多是根据成绩，而非政治归属来分配，竞争给人们带来了物更美而价更廉的产品，产业进入的低壁垒——在美国创立一家企业平均需要4天，日本是26天，意大利是62天，印度尼西亚达到128天——鼓励新的创意涌现，给社会阶层的流动提供了机会。 后文的第1章将谈到，历史、地理、文化与制度因素的幸运组合让美式资本主义与世界其他地方盛行的各种资本主义模式有所不同。例如，民主制度在美国先于工业化出现——至少对产生了强势大企业的第二次工业革命而言是如此。因此当这些大公司在19世纪末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候，美国人已经形成了良好的传统，足以限制大公司的政治影响力。1890年通过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其实是民众对于大公司带来的政治腐败的反抗的成果，而不是像通常所理解的那样仅仅是为了减少垄断造成的经济扭曲。 在美式资本主义开始发育时，政府在国内生产总值（简称GDP）中所占的份额也非常小。企业家们取得成功的唯一途径就是在市场上获得认可，因为财力有限的政府难以提供帮助。这与后起的工业化经济体的情况相去甚远，例如，亚洲四小龙（香港地区、新加坡、韩国和台湾地区）的资本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创造出来，而且从早期阶段起就出现了对政治权势集团有利的产业政策。需要人们依靠政治关系，而非市场业绩来致富的资本主义，在很多人眼里是一种不公平和腐败的资本主义。 美式资本主义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其兴起过程受外国影响较小。相反在法国、巴西乃至加拿大，人们对于美国企业控制本国经济心怀恐惧，给本国的商业精英提供了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号来寻求特权和保护的借口。这自然也加剧了裙带主义。 最后，美国还受益于新教的伦理观，把财富视为努力工作的正当回报，而不是幸运的礼物甚至原罪。在一项聚焦国际比较的研究中，调查对象要回答对下列观点的相对支持度：“为了鼓励个人努力上进，我们需要拉大收入差距”，以及“收入分配应该更为平等”。新教徒大多数支持前一种观点，而天主教徒多支持后一种，穆斯林则更甚。 由于上述各种缘由，美国形成了一种对经济自由和开放竞争的可行性与前景抱有信念的文化。受到激烈争论的“努力工作将获得回报”的观点，依旧是大多数美国人所奉行的生活准则。这种态度减轻了美国的反市场压力，使资本主义制度更为稳定、更深入人心。美式资本主义所带来的普遍繁荣反过来又巩固了民众的支持。 对资本主义的信心危机 随着时光流逝，上述的许多因素却已悄然改变。政府所掌控的GDP的份额在1990～2005年间增加了超过7倍，通过不断扩张的监管规范，政府的影响力提升得更快。企业界已经学会了与这种与日俱增的政府影响力相伴而行，并借以牟利。例如，企业界没有反对2009年的刺激政策组合，而是致力于捞取最大的利益份额。 事实上，企业界在榨取政府的资金方面的确已变得比之前更加老到。美国国会从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通过对特定受助对象的专项资金来影响企业的成败。本书第5章将介绍，这种专项拨款一旦启动，就出现巨量增长。人们对强化这种拨款的增长的普遍支持实际上是被误导，误以为公共资金能够以“公私合作”模式促进私人经济的发展。其实这些措施都在帮助企业利益集团扩大市场权力，而随着它们开始更多地控制政治议题，民众对自由市场制度的支持也会因之减退。 如上文所述，民众的支持还需要依靠资本主义制度能够带来的普遍繁荣和公平感。但令人遗憾的是，本书第2章将会谈到，这些优势也已褪色。经济增长率和社会流动性在过去10年的降低损害了自由市场能给每一个人带来繁荣的形象。把来自纳税人的数亿美元财富奖励给经济灾难制造者，让人们对这个制度的公平性产生了质疑。 资本主义最伟大的成就之一是把作家从为政治服务的枷锁中解放出来。通过图书市场，知识分子能够自由地为大众写作并以此谋生，而不是仅仅效忠于富有的庇护人。这个过程对通才型的知识分子较为有利，但对更为专业型的人才却不然，核工程师很少会站出来反对核电站项目，金融学家也很少反对金融衍生产品。专家们对于自己学科的倾向性部分来自其选拔过程，只有那些对某个领域有热情、愿意成为其拥护者的人才会选择从事这类专业。不过这种倾向性同时也与经济学家们所说的“专业化引起的自然俘获”有关。这里所说的“俘获”意指负责监管或评估某些企业的个人或机构最终为这些企业的利益说话的现象。一个人的人力资本的专业化程度越高，其思想观念的市场受众就越小。如果我是位核工程师，那我会发现依靠写一本有关核能的普及读物是很难维持生计的，我的才能的最有价值的利用是为核电企业工作。因此如果反对核电站，自己的人力资本就会严重贬值。例如，布朗—威廉姆森烟草公司的前任研发部门负责人杰弗里维冈（Jeffrey Wigand）就因为揭发了烟草行业的某些做法，把自己的30万美元年薪弄成了区区3万美元。 在某个专业领域的潜在雇主越少，专业技术人员就越不自由、越缺乏独立性。这种现象在报纸杂志行业中表现得很突出。《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在提供基金投资建议方面比专业性更强的媒体更为客观，因为他们拥有组成人员十分广泛的咨询专家团队，而专业性媒体却过分依赖少数不敢得罪自己的人物。类似问题并不限于报刊业，而是遍及各种行业：最有能力的人同时也是最缺乏客观态度的人，因为他们往往是专业化程度最强的人，不敢对极少数潜在雇主有所不敬。这种现象造成了专家与普通民众的脱离，加剧了不信任感。 不管人们是否有所意识，俘获现象一直都存在。不过在近年来，几个趋势导致这个问题严重恶化。第一个趋势是专业化的加强，20世纪初的医生可以轻松掌握各种医学知识，如今只能在非常细分的学科上勉强跟上最新的文章和发现。这样极端的专业化增强了企业对于知识界的影响力。《英国医学季刊》（British Medical Journal）的一位前任编辑甚至说，“在某些医学专业领域不可能找到没有利益冲突的人”。 第二个趋势是产业集中度的提高。房利美和房地美这两家抵押贷款巨头在很多年来一直有着俘获、打击或者收买任何试图质疑其做法的研究人员的实力。这些企业所拥有的巨大财力和势力，会让反对它们的人付出沉重代价。类似的是，其他大型金融集团也能够俘获专家，并通过游说来决定政治议题，控制思想论坛。 要想了解这些企业的庞大势力，我们可以看看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改革措施。从这个进程之初，大银行就明确表示希望受到美联储的监管，其原因不在于美联储有着解决此类问题的最佳纪录，或者说它是最符合逻辑的监管方（因为出于维护稳定目的而监管银行与保护消费者这两个目标可能存在利益冲突），而是由于美联储已经深受大银行的影响，这些银行决定着纽约联储局的理事会组成人选，并且美联储的行动所需要的信息也大部分来自它们。反对这项提议的人极少，因为不管是在私人部门还是在政府机构，希望在银行界从业或为其提供咨询的专家们都必须和大银行或美联储打交道。美联储的说客和朋友圈以及大银行的说客与朋友圈之间进行的讨论都围绕着同一论点，即美联储是执行银行监管的最佳机构，而全然不顾美联储过去曾犯下的重大监管错误，例如在本轮危机前没有强制执行抵押贷款标准等。2010年的《多德—弗兰克法》（Dodd-Frank Act）把这项责任最终赋予美联储，在我看来是毫无意外的结果。 平民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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