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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柱半岛：渔村，人口数目不详，一座专门修建用于关押香港犯人的监狱，一所称作圣士提反书院的预科学校，以及赤柱炮台。英国人、荷兰人和美国人等敌国公民将要被关押在书院以及监狱外围的一些建筑内。监狱本身用于关押从香港城里来的罪恶之人。指定的区域周围已经架起新的铁丝网。 十三幢房屋用于关押三千个被拘押的平民。和埃尔莎一道被指定住在前印度看守的住所，朝向大潭湾：十个人住在一间长十四英尺宽十英尺的屋子里，除了我们自己的两条羊毛毯子，没有其他的床上用品。毯子既要用来盖又要用来垫。男女分开睡。至少有六个人共用一间淋浴房、厕所和厨房。有蚊子。 晚饭：米饭和白菜。 1月7日 清晨6:00开始行动。第一件工作是清理，从科学实验室开始。实验室在战斗中被毁。（士兵被杀，红十字会的护士被残害被奸杀，再用火烧。操场上，骨灰堆还冒着热气，人骨戳了出来：不知道是我方的还是敌方的人。实验室外面的草地上，破碎的玻璃，棕色的，蓝色的，到处都是。实验室里面：墙上地上有干的血迹，泥巴、石膏、裂开的沙袋、玻璃、军装扣子。厕所已经满溢。 尸体——有几个英国人，二十来个加拿大人。加拿大人还带着点婴儿肥，太阳晒得满脸的雀斑。在埋葬他们之前，我们先搜了一遍他们的口袋。其中一只口袋里有一封折起来不带信封的信。“爱你的妈妈。”把信和他一起葬在山上的坟地里。铁丝网外，大海明亮得像是要把天空中的蓝燃尽了。我们不知道在加拿大会不会有不同的做法，就按照我们的习俗来。尘归尘，土归土。 1月10日 入住五天后，仍旧闻得到死亡的气味，尽管尸体都已经被埋葬。我们一幢楼一幢楼地查找，搜集可以找到的用具：刀、叉、搪瓷杯，差不多可供三百人使用。奥斯卡坎贝尔说这只是开始。我问他，他认为此事会如何结束？他说，这样的问题最好避免，还有妇孺幼童之类的等等。我看他总是紧张地关注着他们，想着他们是不是会碍手碍脚，而不是有所帮助的人手。埃尔莎坐在营房下面的院子里，抱着玛里，两眼怔怔地。我问她怎么回事，她说：“我应该把她留给林的。和林在一起，对她会更好。” 坎贝尔和我都认为这儿应该有所秩序。要有从上到下的组织，要有行动计划。他说我们需要设立委员会，问我是否愿意参加。他的优越态度让我很不舒服。我还是答应了。咪咪说，这里要是得有个负责人的话，那人应该是我。 1月24日 玛里需要喝洁净的水。五点起床烧开水，等她醒来时，开水已经凉透。我看着她坐在埃尔莎的腿上，喝着勺子里的水，哭着想喝奶。但没有一点奶粉。埃尔莎又给了她一点水。我拿着几件林给我装箱的好衣服，在营房里走了一圈，找到一位荷兰女人。她给她刚学步的孩子带进来五罐奶粉。她给了我两罐，作为交换，我给了她一条高尔夫球裤和一件诺福克外套。 早上10:00，临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成员由大家举手表决产生，黑板和粉笔用于记名字和票数。安顿下来后，再举行正式完整的选举。最重要的几个委员会是：住房委员会、食堂委员会、医务委员会，再加上娱乐委员会（坎贝尔认为娱乐非常必要）。每个委员会确定其成员，并规定相应职责。 日本人也采取了相似的做法。他们分发了一份行为规范。我们被告知，我们的待遇取决于在美国人、英国人和荷兰人手中日本战俘的待遇。我们需要在营房组成合作组，每一组都有领头人。不准离开营房，不准俯视下方的监狱区域，不准使用足球场，也不准采花。如果有战俘违反任一规定，将根据军法予以惩罚。 我问埃尔莎她是否愿意主管娱乐委员会，或许组织一个戏剧组，给大家提提精神，但她摇了摇头。 “奥斯卡坎贝尔说，我可以帮助设立一个卫生所，”她说。 “你确定这个想法合适？万一玛里感染上什么病菌怎么办？” “现在没有谁感染了什么，是不是？” “现在还没有。” “这是我想做的。” “那行。你就放手去做吧。“ 我敢肯定营房里尽是这种小争执——夫妻俩为着小事争执，就不用去面对其他的事了。前景一片空白。再多的委员会都不能改变这点。 2月17日 每天，我都会绕着围墙走上几圈，想弄明白目前的处境。大多数的日子，咪咪会来陪我。人多安全，她说。拘留营在半岛的脚跟处，和港岛的其他部分中间隔了一座村子。水泵房和炮台在另一边，俯瞰南海。我们所在的营房位于正式监狱的周围，但有铁丝网隔开。唯一直接俯视监狱的楼房是日军的总部，设在前校长的住所。有一天，四周没人看着时，我偷偷往下看了一眼，几个华人囚犯漫无目的地在放风的院子里走着。 我开始弄明白这一区域的布局。铁丝网内共有五座平房，房顶犹如劳工的笠帽，从A到E编号。这些屋子里住着高级政府官员、医生以及其他类似的位的人士，他们在这里依然享受着高人一等的待遇。奥斯卡坎贝尔也住在那儿。我看得出来他对这一优惠待遇觉得有点不自在。围绕日军总部的是几座灰泥和瓷砖的大宿舍楼，分割成美国人、英国人和荷兰人三部分。每个国籍的战俘各自组织炊事。这一区域的东面是大潭湾，南面是罗洲湾，西面是赤柱湾。 半岛的西侧，以前的教学楼后面是学校的网球场，早已经杂草丛生了。我的血液里准有点儿什么，一见到网球场茂盛的杂草和其中一侧边缘长着的柠檬幼树，我就感觉到指头在发痒。我身上流淌着农夫的血液。我父亲是农夫。家乡的每个人都是那样，一旦年纪大了，不能再穿海员的制服，便回家把锄。等到离开这鬼地方，我也要那样。 这儿的草不像家乡的草那样带着股饱涨的滋润气息，不过站在微弱的冬日阳光中，感觉着脚下的草，还是挺不错的。我站在拘留营的最北边，离村子近得都能看得到警署。在铁丝网和大潭湾之间，靠近海面处是间隔规整的大型仓库——这儿也有人叫做“堆栈”。日军自己的储备就放在那儿，不送了自己性命是进去不了的。各种各样的罐头装得满满的，火腿、燕麦、方糖、肉汤……从这儿的窗户都几乎能读出那些可恶的商标上写了什么。 不过，看来今天有谁善心大发，午饭让人欢喜雀跃：我们吃上了罐头番茄。绝大部分都给了孩子：每人一整只的番茄。他们喝着酸滋滋的番茄汁，嚼着番茄籽，脸上乐开了花。我的肚子咕嘟咕嘟地叫着，像是空空地冒着气泡。 “停住！”我举起一只手，对一个男孩叫道。 他妈妈看上去很不乐意。 “把籽吐出来。”我把自己的罐头伸了过去，男孩连着满嘴的唾沫把籽吐在罐头里。我让另外几个孩子也这么做了。最后，我大概收集到三四十颗完整的种子。我去找坎贝尔，把装在罐头里的籽给他看。 “我们需要开始开垦一座菜园，”我说。 2月19日 对付日军得小心，坎贝尔说。我们不能直接跟他们提要求，也别指望他们不找碴就能答应。我们还是得慢慢来。 可是如果不马上种到泥土里，我这些宝贵的种子很快会发霉的。我一捧一捧地偷偷把砖和泥土搬到营房的屋顶上，做了一个垫高的土床，再往里堆满了泥土。用拇指有规律地间隔着压出一个个浅浅的小坑，各放入一颗种子，盖上土。我一天浇两次水。我守候着。虽然不是满怀希望。这儿的土质贫瘠，有很多石块，几乎不适合庄稼生长。只需看看拘留营边缘处那些风蚀雨化露出地面的岩层就可想知这儿的土质是怎样的了。能在这儿生长的东西不多，除了几棵树，还有一些花。二月兰已经开始开了，拱出了许多紫色的花苞，石斑木顶着粉色的小花，接下来该轮到茶花、杜鹃，要是这些油绿叶子的灌木都能应了花期。我们若是能允许摘花，一定早有谁试过煮一锅花汤。值得一试的呀。什么都值得一试。 丽兹弗农是食堂委员会的主管。我们吃到的每一顿饭，她都根据分量和食物类别做了记录。米是生的，装在麻袋里送进来。一旦挑出些硬壳米虫、烟蒂和其他的垃圾，就比装在卡车上刚运到时轻了四分之一。昨天，米袋里还有一只死老鼠。我没告诉埃尔莎。上个星期有一种我们从来没吃过的肉——天哪，是水牛肉，尽是骨头，没什么肉。鱼尽管是冰冻送来的，等我们卸下时，还是已经发臭了。 离早饭的稀粥过了一小时二十五分钟。到中饭还有三小时三十五分钟。最后的六十分钟最难捱了。到那时候，饥饿会变成一种碾磨式的疼痛，像是要把我的五脏六腑都刮出来。对此，我已经很有经验了。 站在这儿高处，我看得到孩子们露天在做作业，盘着腿一排排地坐着。教育委员会已经成立了，委员们都是些长相朴素、乐于助人、让我对其提不起兴趣的女人。不过至少孩子们有事做了。有几个不时地抓抓脑袋。头虱。我们得把他们的头发理了。到哪儿去找点消毒剂。埃尔莎说，医院里什么都没有，除了一点点奎宁，但咪咪从她的秘密情报来源听说，红十字会不久会送来几个包裹。 3月1日 玛里的生日。圣大卫日 。松树开始落松针了。我用几根竹条和碎木条做了一个简陋的堆肥箱，开始把绿叶收集起来放在里面做堆肥。要腐烂成可以有点用的肥料要花很长一段时间，但至少能改善一点土质。坎贝尔说，整个拘留营里的人在每顿饭之间都饿得只能去嚼草叶。播了种，要等好几个月才有收获，现在告诉大家这事，只会让他们更加沮丧绝望。“又不是每个人都在嚼草叶，”我对他说。拘留营有个活跃的黑市。进来时带着现金的人能买得到香烟甚至还有硬糖。天知道都是从哪儿来的。我只知道我们一点钱也没有，而玛里的奶粉又快吃完了。埃尔莎和丽兹弗农想把大豆碾碎了做替代品，但到目前为止，她们的试验还没成功过。埃尔莎说，她还需要一点练习，可是玛里脸色苍白，哭个不停。她应该会满地爬了，但她似乎感觉到自己需要保存体能，一天大多时间她就坐在一张毯子上。埃尔莎在哪儿干活，她就坐在哪儿。“放心去吧，我们会看着她的。”埃尔莎有事被叫走的时候，其他妇女会大声对她说。事实是，谁也不需要看着玛里，埃尔莎回来时，她还是坐在原来那个地方，没挪过一寸。 玛里是一年前出生的。埃尔莎用米粉做了一个蛋糕。味道糟得不能再糟，但我们都饿得很，也就吃下去了。更何况，这是额外的配额，食堂委员会为了庆祝玛里的生日特别许可的。 4月20日 管理拘留营的是两个小丑——我是说日方的人员。小林在战前是香港某个大酒店的理发师。他在那儿待了很多年了。坎贝尔说，还给他刮过一次胡子。另一个叫藤本，在湾仔一个裁缝店里当了五年帮工。这就是他俩超过我们的地方。想想就让我恶心不已。 藤本已经不再穿他的将军制服了，换上了麻质西装，淡色条纹，双排扣，上下无处不显得松垮。他用发油把头发都往后梳，又细又长像黄鼠狼似的，薄薄的嘴唇上挂着的怪笑倒是没变。小林更加难以捉摸一点。他带着股孩子气。把太阳帽当个足球似的盖在肚子上，喜欢穿短裤，袜子往下卷到膝部。两个人一起在拘留营里四下蹦跶时，这一对看起来可笑极了。咪咪和我绕围城散步时会碰到他们，但都是互不理会。 不过今天，他俩急匆匆地朝我走过来。他们喜欢上了养狗，细长精干的猎狼犬，头大得和身体不成比例。他们松开了牵狗绳，任它们跑在前头。看到孩子们害怕得跌跌撞撞地躲了开去，便乐得大笑起来。这一对虐待狂狗杂种，就是穿了羊皮也改不了本色。 我在操练场里劈材。我们每天都有一斤柴火的配额——差不多一磅多一点。虽然天气挺暖和了，还是需要火来煮饭烧水。 “桥，”藤本对我说。小林拒绝对我讲英语。看样子一旦不必再挂个笑脸替别人理个短发，让有钱的白人赏一点点可怜的小费，他就决定扔掉敌人的语言了。 天知道他们在说什么。我要叫他们“阁下”那真见鬼了，所以我就站在那儿，斧头搁在脚上，低着头。你要胆敢不这么做的话，后脑勺就会挨一记猛抽。 一只狗呼呼地嗅着斧头的刀口，呜呜地叫着。藤本抚摸着它油光水滑的皮毛。 “我们想打桥牌。我们想要坎贝尔医生、你妻子、你和我们一起打，”他说。 我咳了一下。 “那样是五个人，不是四个人，”我说，不知道这次能不能蒙混过关。我从来没在香港打过桥牌或惠斯特牌。这些事归埃尔莎去做，尽管她抱怨桥牌是肥胖的老女人干的事，她只是为了让我高兴才跟着打的。以前她说这些话，总是让我乐呵呵地笑起来。 藤本告诉我，晚上7:00带埃尔莎和坎贝尔去他们的总部。我去找坎贝尔，指望他说，够了，到了我们表明立场的时候了，告诉这些杂种到底谁才是主子。 “可在这儿是他们说了算，”他对我说。 “要是我们拿起武器，拼死一战，就不是这样了，”我说。“我们有三千人呢。” 他摇了摇头。他看起来太放松了，简直像是在假日营里。 “什么武器？都完了，汤姆 ，”他说，语气倒还算和婉。 “那我们在这儿算是怎么回事呢？”我反驳道。我决心要和谁干上一架。如果不是他，那就是某个日本军官。 “我们在这儿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该拿我们怎么办。平民，最难处理的战俘。” “难道我们坐以待毙？” 埃尔莎从厨房走了出来。门弹了回去，砰砰地撞在墙上。她直接朝我走过来，一只手放在我的手臂上。我挣脱了她的手，感觉到心头交织着欲望和愤怒。 “汤米。”她听起来又恼又羞。 “汤姆，你看，”坎贝尔用他令人恼火的轻快语调说。“在没有别的消息之前，我们能依靠的只有我们自己。” 要是咪咪在，她一定会狠狠把他们剋上一顿的。这种调子她也绝对受不了。 前校长的住所有一个简朴但宏伟的门廊，二楼一整圈都有阳台，上面有伸出的屋檐挡着。我们沿着车道向屋子走去，里面有人看到了，打开了灯。一瞬间，我们像是去赴一场无所谓在哪儿举行的宴会。这是一个很糟糕的夜晚，一切都已经不对头了，但还是得强打精神去社交，笑着并不可笑的笑话，对着并不喜欢的人微笑。 除非屋子被占领时没有一丝损坏，否则真得说他们的清理工作做得比我们好许多。我们被带入一个很大的房间，镶木的地板，窗口俯瞰着罗洲湾。房间正中央放了一张桌子，是为我们准备的，旁边放了五张藤椅。桌子上方低低地拉了一盏灯，洒下一圈椭圆形的光。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见到电灯了。灯光让我眨了眨眼睛。 藤本示意我同他和小林坐一起。 “小林将军今天晚上看我们打，”他说。“你同我是对家，这样你可以教他打。” “对于桥牌，你已经了解了多少？”我问，希望他了解得比我少。如果是那样，我就可以随意发挥，让他们带着瞎编的荒唐版本回东京，没必要让他们知道有什么区别。 “一点，”他说，一只手捋了捋头发。 我看得出埃尔莎已经吓得呆呆的。她低着头洗了牌，眼睛只盯着牌上红白相间的箭头，给我和藤本、坎贝尔和她自己分别发了牌。小林坐在我身后，越过我的肩头看我打牌。 埃尔莎想了想她手中的牌，不做声地示意坎贝尔，但他没什么兴趣。这本来就不是他喜欢的事。他似乎比平时寡言，像是在思考什么。他的两只大耳朵支楞在脸颊两侧，像是两只门把手，姜黄色的头发挂在耳朵上。我们都看起来有点邋遢，连埃尔莎也一样。她的头发乱蓬蓬脏兮兮的。 她把牌在桌上排出一个纵列。 “方块，”她说。 藤本把头朝我靠过来，像是商量一件正儿八经要紧事似的，相信我会给他所需要的信息。我低声说了些有关叫价、合约之类的屁话，告诉他我们应该派司。他一字不错地按照我的指令行事。我们赢了。我怀疑埃尔莎也按照眼下的情形调整出牌，确保我们得到所需的结果。 “奶粉，”她说，出了最后一张牌。她的手指在颤抖。“我需要奶粉喂我的小姑娘。” 我看到坎贝尔看着她，不知道过后他会说什么。 藤本裂开嘴笑了，露出他完美的牙齿，还有厚厚的粉色舌尖。他转身走向柜子，取了一包烟。 “当然可以，”他说，一边啪地一声打开打火机的盖子。“喝一杯吗？”房间的阴影处走出来一个仆人，给我们倒了加冰的威士忌。他沿着桌子走着，软底鞋在地板上发出轻轻的拍打声。他身后的柜子上有一架无线电，两侧有柱子似的直条，中间的白色大旋钮像个指南针，下面还有两个黑色的旋钮。只要侧身过去，打开开关，一切都如此简单轻巧。 威士忌像个火球似的，击中了舌头的后端。 我清了清喉咙。 “我想着不知你们对原来的网球场有什么打算？”我问道。 藤本和小林相互看了一看。藤本已经喝光了杯中的威士忌，又恢复了整个晚上都没怎么变过的姿势，一手举着牌，另一手抱在胸前。他看起来像个织毛毛衣的老妇人。 “没打算，”小林说。他的眼睛比他的嘴唇还细。看起来真要用上英语的时候，他还是想起来了。 “我想着我们是不是可以把网球场改造成一座菜园。种点蔬菜之类的。” 坎贝尔看着我。我看得出来他紧张极了，他在后悔自己没有勇气说出这话呢。 谁也没吭声。房间似乎太亮堂了：电灯泡，边柜上的无线电。 最后，藤本说道：“好吧，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吧。” 他们邀请我们再喝一杯威士忌，我们都接受了。我们走回营房时，连坎贝尔都是前所未有的活泼。 “干得好，伙计，”他不断地说着。“太棒了。” 埃尔莎一阵一阵地笑着，像是以前在聚会派对那样。我走在她和坎贝尔前面，我感觉自己像是拘留营里最高的人。我开始唱起赞美诗《天堂的面包》。埃尔莎咕哝着向坎贝尔道歉。她的声音里满是爱意——“他喝醉的时候，就喜欢哼哼。”一个卫兵朝铁丝网的另一侧射出一枪。他们日日夜夜地在那儿戒备着，以防华人过来做私下交易，把香烟和糖卖给我们。我停止了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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