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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民主体系中，校正这样的失败不仅需要政府对重大政策进行重新思考，而且要求公众对这个国家普遍存在的社会和经济困境有更清晰的理解。印度有充分的理由重视这种民主体系。但是，印度社会深刻的不平等制约了公共讨论，使其大体上局限于相对富裕阶层的生活和关心的问题。本书不仅对印度的贫困和不平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而且探讨了校正这些问题存在哪些制约，并论证了通过民主实践进行改革的可能性。 在解决印度的诸多问题时，很容易想到放弃或者削弱印度长期恪守的民主承诺，但这只是一种诱惑，而不是一个严肃的理由，许多人为民主制度的建立而斗争过，而民主已经为印度带来了如此之多的好处。没有充分利用政治民主和自由社会提供的机会，来解决许多印度人一直面临的问题，是非常令人失望的。民主的成功最终要取决于民主实践的活力，基于这种观念，本书为明智、理性的公众参与提供了素材。重要的不是寻找一个“新印度”，而是为建设它贡献力量。 關於作者： 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1933年生于印度，1953年在印度完成大学学业后赴剑桥大学就读，1959年取得博士学位。 1998年因福利经济学领域的研究成果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他的著作被翻译为30种语言。 先后在印度，在哈佛大学、剑桥大学三一学院任教，曾担任联合国秘书长加利的经济顾问。 现任剑桥三一学院院长 在77岁时，总共获得89个名誉博士学位。 2010年《时代》杂志全球最杰出的100人。 在中国被称为“穷人的经济学家”。 …… 森的突出贡献表现在五个领域，分别是：社会选择理论、个人自由与帕累托最优的关系、福利与贫困指数衡量、饥荒问题与权利分配不均的关系以及道德哲学。 森的学术思想继承了从亚里士多德到亚当·斯密等古典思想家的遗产。他深切关注全世界各地遭受苦难的人们，被誉为“经济学良心的肩负者”、“穷人的经济学家”。森的思想已经产生了重大影响，联合国发布的《人类发展报告》就是按照他的理论框架设计的。197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肯尼思·阿罗认为，“在社会选择、福利经济学基础理论、更广泛的分配伦理学以及与这些领域相关的测量问题上，森是一位无可怀疑的大师。” 让·德雷兹（Jean Dreze）从1979年起在印度生活，2002年成为印度公民。他曾任教于伦敦经济学院和德里经济学院，现在是阿拉哈巴德大学的客座教授。他与阿马蒂亚·森合著了《饥饿与公共行为》（Hunger and Public Action）和《印度：发展和参与》（India : Development and Participation），他还是《印度基础教育公报》（Public Report on Basic Education in India）的作者之一。 目錄： 第1章 一个新印度？ 成就和机遇 未完成的议程 电力与基础设施 民主实践 第2章 增长与发展的结合 高速增长的短暂历史 过去和现在 独立后的增长 什么的增长？ 发展、制度与人类可行能力 增长与发展的相互支持 可持续发展 第3章 从比较的视角看印度 与非洲以外贫穷国家的比较 印度在南亚的衰落 孟加拉国的进步和妇女地位 印度与金砖国家 新旧巴西的对比 印度国内的比较和内部经验 第4章 问责与腐败 基础设施和电力的匮乏 电力用户补贴政策 能源成本、外部性和不确定性 腐败和制度变革 改变的可能 行为和社会规范 第5章 专注教育 教育与发展 落后的印度 高等教育的挑战 成就和不足 教育标准 精英与社会分化 学校管理和教学工作 私立学校：另一个选择 评估的差距 教育质量的普及 第6章 印度的健康危机 健康检查 私人保险的陷阱 营养不足 儿童保育的社会责任 泰米尔纳德邦公共服务的启示 战胜健康危机 第7章 贫困与社会支持 公共供给和社会责任 贫困线 针对目标与普遍覆盖 转移和激励 就业和赋权 公共分配系统：一个新形象？ 第8章 不平等的钳制 收入不平等和经济差距 种姓的持续影响 性别不平等：持续和变革 强奸、暴力和抗议 合作冲突与妇女组织 选择性堕胎、社会和启蒙 权力失衡：新旧问题 特权阶层和其他人 第9章 民主、不平等与公共理性 民主实践的破坏 民主机构及其运行 不平等和民主参与 公共理性和民主 理性、争论和煽动 印度媒体的力量和局限 不平等与媒体 特权阶层的统治地位 鸿沟和政治转变 公共政策和支出的优先级 改变印度民主的范围 第10章 时不我待 印度不平等的性质 公共服务和社会隔离 焦急与民主 统计附录 注释 参考文献 內容試閱： 腐败和制度变革 问责的问题与腐败密切相关，最近在印度的政治辩论中得到了大量关注。缺少一个良好的问责系统，不仅会造成严重的玩忽职守，而且会诱使公务员为他们的本职工作本应免费提供的服务索取高价。这种“回报”不仅是权力腐败的例子，而且使政策目标发生了偏移，转向那些有能力和有意愿花钱换取好处的人。腐败已经成为印度行政和商业活动中的地方特色，以至于在这个国家的某些地方，除非经手人得到贿赂，否则事情永远不可能朝着希望的方向发展。 这一长期存在的问题近年来成为广泛讨论的话题，激起了公众的不满情绪，这是一件好事。事情本应如此，因为腐败对经济是一个巨大的拖累——对人民生活的影响则更加直接。但是，民主不仅要求人民表达对糟糕现状的不满，而且要求对如何明智地解决这一问题进行严肃的推理。通过印度法律程序之外的即决惩罚来“终结腐败”，似乎对许多人非常具有吸引力鉴于他们对现行法律行动的失望，这并不奇怪，但是这可能带来巨大的反作用。受到惩罚的可能只是被起诉的人可能是错误的，而不是那些尝试犯罪和真正有罪的人。除此之外，即决裁决的程序制造了一种幻觉——一种代价极高的幻觉，好像人们已经采取了行动来改变造成腐败行为的腐败系统。我们必须寻找真正有效的补救方法，而不是满足于惩罚犯罪者——或者被起诉者。问责系统的缺失滋生和助长了腐败，备受青睐的即决裁决下的严厉惩罚手段不能创造问责系统。即使设立某种形式的监察专员，拥有司法程序不能削弱的超强权力［如某些版本的《公民监察法案》Lokpal Bill草案所述］，这样做可能造成的问题比解决的还要多。当一个系统有缺陷，给予人们错误的激励——玩忽职守，获得非法收入，而没有系统的惩罚机制，那么需要修复的就是系统本身。例如，如果一个系统让政府公务员在发放许可比如进口许可或采矿许可时实际上依靠一个人或几个人的命令，而不需要接受检查和监督，就会成为腐败行为的危险区。 应该考虑和追求什么样的制度变革？公共服务中普遍存在的腐败至少有三个核心问题。首先，腐败在信息的盲区最盛行：本质上，这是一种秘密活动。在减少贪污和贿赂方面，促进信息透明和信息获取的制度变革能够成为一种真正的力量。其次，腐败在对罪行更宽容的社会环境中更容易存在，无论人们对这些罪行的看法是多么“道德”。除非罪行完全曝光或者过于明目张胆，将腐败视为“标准行为”抱以宽容，会让寻求贿赂者不必面对改革的压力，无论是来自其他人还是来自他们自己的良心。最后，腐败能够通过检举和制裁来抑制。但是缺少愿意公开真相的证人和书面证据，检举很难得到保证，这也是起诉和惩罚收受贿赂者的主要障碍，反过来让那些寻求并得到贿赂的公务员有一种可以免于追究的感觉。还有其他相关问题其中一些在本章前面讨论过，但是信息空白、社会宽容和检举困难的三重奏是帮助维系腐败文化的重要因素。 对于这些根本因素我们能够做些什么？在解决第一个问题，即隐藏信息方面已经有了一些实质性进展。2005年的《信息权利法案》The Right to Information Act向信息透明和信息获取迈出了一大步，让政府事务对公众更加公开，帮助强化责任和减少腐败。尽管已经在普遍使用，这一法案仍然有着巨大的潜力，特别是通过实施“积极的信息披露”准则和严惩违规行为。其他技术和社会创新，包括信息技术的迅速普及和在一些邦社会审计的制度化，也巩固了这一透明化趋势。这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同时还存在进一步发展的巨大空间。 第二个问题——社会宽容——也能间接地得益于信息透明度的提高。例如，“点名批评”要求在做出谴责之前首先能够点名。积极的公共活动和《信息权利法案》的熟练运用，加上建设性地运用媒体包括“社交媒体”，能够在这方面起到很大作用，也能改变公众对什么是可以接受的、什么是不可接受的观念。从对候选人背景的公众监督，包括可能的犯罪记录，到对公众人物的纳税申报和商业交易进行分析，这种方法已经在许多环境下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而且还可以得到更广泛的应用。不愿意推广这种补救方法有两个可能的原因，一是所谓的“社会规范的惯性”我们稍后将讨论这个问题，二是一种信念——通常是隐含的，即除非有惩罚性判决的著名案例将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相关的罪行上，否则社会规范不会改变。 第三个问题——有效诉讼——没有取得什么进展。当然，腐败行为通常不易揭发，取得充足的证据来支持诉讼也非常困难，这并不奇怪。但是即使只有相对少数的成功诉讼案例，如果处罚足够严厉并得到广泛宣传，也能对腐败行为起到重要的威慑作用。但是，定罪率“低得离谱”［印度法律委员会Law Commission of India在1999年提出的160号报告中称］，以至于《反腐败法案》Prevention of Corruption Act连最低目标都没能实现。这个问题远远超越了腐败案定罪的常规困难。 问题的一个方面是证人不愿意出庭作证，通常也不愿意提供证据。关于这一点，考希克巴苏Kaushik Basu主张行贿者应该免于处罚，如果他们是所谓“骚扰性贿赂”的受害者，即如果不行贿，他们就无法获得一些本来有权得到的东西例如，办理护照或居留证件。这种豁免能激励这些行贿者举报贿赂行为，而且知道这一点的受贿者可能一开始索贿时就会有所顾忌。实际上，对《反腐败法案》的解读已经包含了这种豁免，但是由于法案的相关条款第12条和第14条可以有不同解释，可能需要一个在骚扰性贿赂的特殊情况下，行贿者被豁免的更加清晰的案例。 巴苏的提议当然值得研究，但是其中也存在很大的问题。首先，行贿的合法化是否会鼓励那些道德上正直的人行贿，而这些人本来是不会这样做的？其次，实践中骚扰性贿赂和其他类型的贿赂是否难以区分，后一种情况下行贿者谋求的是不是他本来不应获得的好处？最后，貌似对恶行网开一面的行为是否会让政府公信力受到损害，特别是因为许多人在区分行贿者和受贿者之间的责任时缺乏实践理性？如果提议超出了《反腐败法案》中已经包括的豁免规定，就必须考虑到这些疑虑和担心。 更重要的或许是，成功的诉讼还有许多其他障碍，包括司法系统的低效率、对腐败分子的政治庇护、缺少对检举人的保护，以及国家权力机关通常不愿意允许政府雇员被起诉。最后一点特别重要，因为令人惊讶地根据现行规定，没有政府的事先许可，政府雇员不能因为渎职被起诉，而这种许可很少获得批准。《反腐败法案》第19条明确规定，需要对相关政府机构进行“事先制裁”，以获得对公务员违反法案行为的“裁判权”。这显然是一种厚颜无耻的官僚主义保护，应该立即废除。政府部长和其他民选代表也享有类似的普遍的豁免条款，即使诉讼被允许，起诉机构［如印度中央调查局Cent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通常也在政府的控制之下，使得独立和公正的诉讼非常困难。毫不奇怪，尽管要求变革的呼声很高，但国会议员不愿意废除这个免责系统。著名的宪法律师A.G.努拉尼A.G.Noorani恰当地指出：“虽然政党们相互仇视，但是它们是携手反对更多问责措施的。” 这是重塑责任和消除腐败所面临的普遍困难的写照：战役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落实所需要的保障措施的积极性，但是政府几乎没有动力去让自己对人民负责。这是旨在重塑责任的立法努力包括《信息权利法案》经常遭遇巨大阻力的原因之一。克服这种阻力是民主实践的一项重要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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