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如上二信，印象最深的是苏慧廉在船上邂逅的旅伴。
第二封信里，苏慧廉说：“船刚开出不久，我尚倚靠船舷时，一个和蔼的声音传来：‘不会是去海外传教吧？’ 说这话的人叫托马森，也是个牧师，时任伦敦会干事。”
托马森（Ralph Wardlaw Thompson，1842—1916）在英国基督教界甚有名望，晚年筹建英国传教士协会联合会（Conference of British Missionary Societies），并出任第一届主席。他比苏慧廉大十九岁，当时正是不惑之年。
托马森是英国人，但出生在印度贝拉里（Bellary），他父母均是伦敦会派驻印度的传教士。父母后又去南非传教，举家再次迁居。托马森也是在南非大学（South African College）、好望角大学（University of the Cape of Good Hope）完成学业，毕业后返回英国，从此在英国教会服侍。1874年当选为伦敦会理事，1881年起任海外差会干事。1882年至1914年受该会派遣，先后前往印度、中国、南非、马达加斯加、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地，做环球传教考察。晚年筹建英国传教士协会联合会，1916年分别被格拉斯哥大学与爱丁堡大学授予神学博士学位。中国人对托马森了解不多，其实，他写过著名来华传教士杨格非（Griffith John，1831—1912）的传记《杨格非：在华五十年》（Griffith John: the story of 50 Years in China，1906）。杨格非也是受伦敦会派遣来华，将一生献给中国。
托马森1882年的这次出行，就是他全球传教考察的开始。第一站为印度。当时去印度，需在苏伊士换船。因此，他与苏慧廉在此告别。但也就在这里，苏慧廉结识了几位新上船也要去中国的旅伴。
苏慧廉在第一封信里说，新上船的人叫Lambuth与Park。“Park牧师是美国监理会派往中国的医疗传教士。Lambuth医生在中国已有四年。”
Lambuth的大名是Walter Russell Lambuth（1854—1921），汉名蓝华德。Park牧师全名William Hector Park（1858—1927），汉名柏乐文。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这两个年轻人后来都彪炳史册。监理会（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South）与苏慧廉所属的偕我公会同宗，均源自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1703—1791）。监理会1848年开始向中国派遣传教士，在浙江、江苏深耕。
蓝华德，1854年11月10日出生于上海，其父为监理会派驻东亚的著名传教士蓝柏（James William Lambuth，1830—1892）。蓝柏1854年来华，在上海、苏州等地传教三十二年。1886年调往日本，为日本监理会创办人。
蓝华德出生在中国，年少时回美国接受教育，获范德比尔特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神学和医学学位。他的志向是像父辈那样做传教士。被监理会按立为牧师后，1877年，他和妻子戴西（Daisy Kelly）作为医疗传教士返回出生地中国，并在上海嘉定南翔开设诊所。 为了提升自己的医学水平，1880年再度赴美深造，取得博士学位后重返中国。1882年与苏慧廉邂逅的这趟旅行，就是他学成后的中国行。
与蓝华德同行的柏乐文是他的妹夫，作为蓝氏家族的成员，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为荣耀上帝的名，服侍中国。
柏乐文1858年10月27日出生于美国南部佐治亚州一贫寒农家，为十一个兄弟姐妹中的长兄。父亲在南北战争中失去左手，因此他八岁就下地干活。当时美国南方监理会影响颇大，该会很多年轻人远赴海外传教。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激励年轻的柏乐文，他也想做一名海外传教士，并希望到遥远的中国。
由此，柏乐文发愤学习，因为做传教士须具备很高的学识。他先后去范德比尔特大学医学系和著名的纽约表维医院（Bellevue Hospital Center）学习。据说他学习十分刻苦，有时因时间紧，必须在路上复习功课。他先是在一盏路灯下大声朗读，然后边走边重复刚才读的内容，直至走到下一盏路灯下，又开始朗读新的一段。1882年，柏乐文提前通过了考试。当年5月，即与蓝华德一起由纽约出发。他们先去爱丁堡、伦敦，然后取道苏伊士运河，前往中国。
蓝华德与柏乐文1882年底抵达中国后，即在苏州城东部葑门内的天赐庄买下七亩坟地，并将原在上海南翔的诊所迁入，在此基础上创办了博习 医院。从此苏州成为监理会在中国医疗传教之中心。这所英文名为“Soochow Hospital”的医院，1883年4月8日动土兴建，当年11月8日即开业。时为光绪九年，博习成为中国医学史上第一家开设于内地（不包括通商口岸）的西医医院。
尽管当时中国人对西医尚难以接受，但由于蓝、柏二人善于交际，又为人谦和，不久就获得当地人士的信任。医院开办第一年，门诊量即达到7600人次，住院125人次。面对巨大的需求及挑战，柏乐文决定回美国继续深造。1883年至1885年，博习由蓝华德负责。1886年，深造两年的柏乐文返回，接任院长一职。
也就在1886年，蓝华德被监理会派往日本，协助父亲创建日本监理会。蓝氏后来任监理会干事，负责该会全球传教工作。1910年更当选为监理会会督。蓝华德在西方基督教界很著名，美国田纳西州的蓝华德大学（Lambuth University）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
蓝华德离开中国后，博习医院由柏乐文全面负责，并由此开启了他长达四十一年的院长生涯。柏乐文在博习医院，将许多西方最新发明的技术，如消毒法、麻醉术、X光机等介绍到中国。博习是中国最早使用X光机的医院。1888年，他又创办了一所医学校，为中国培养医学人才。1901年，监理会在苏州创建东吴大学堂，柏乐文兼任教务长，并在1904年将医学校归并东吴，筹建医学院。1920年，他利用来自监理会、洛克菲勒基金及各方捐助的二十万银元，兴建新的住院大楼和门诊大楼，将床位从三十张扩充到一百张。扩建工程1922年春完成，博习遂成为当时中国相当先进的一所西医院。1926年，美国外科专门医学院派人来院审定，“视建筑、人才、仪器三项之设备完全”，高度评价：“如此医院全中国仅三四处而已。”
1927年春，年近古稀的柏乐文卸下院长之职，退休回国，同年12月14日即在美国去世。家人将他的骨灰运回生活了四十五年的苏州，安葬于葑门外“安乐园”公墓，并在墓碑上镌刻“苏州的Park博士”。 六年前，蓝华德在日本横滨去世。他与柏乐文一样，深深眷恋中国这片土地。家人亦将他的骨灰送到上海，安葬于他母亲的墓地边。蓝氏家族，已与中国融合在一起。
其实，与蓝华德、柏乐文同船前往中国创办博习医院的还有个叫孙乐文（ David Laurence Anderson，1850—1911）的年轻人。苏慧廉在第二封信里就说，他新认识的是三个年轻的传教士。
孙乐文1850年2月出生于美国佐治亚州一小镇，父亲是个商人。由弗吉尼亚州的华李大学（Washington and Lee University）毕业后，他与柏、蓝二氏一起，受监理会派遣，远赴中国传教。他先在上海南翔，两年后调往苏州。1886年11月，监理会中国传教区首届年议会举行，孙乐文被任命为苏州教区长老。此后，在他的带领下，监理会在苏州的传教事业发展迅速。1891年，“乐群社会堂” 在苏州城中心宫巷建成，他出任牧师。 1895年冬，一群年轻的中国学子受到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的刺激，来到乐群堂，热切要求学习英语和西方知识，于是孙乐文兴办了后来名闻遐迩的中西书院（Kung Hang School）。
1899年秋，监理会筹划在苏州创办一所大学，将该会举办的多家教育机构联合起来。此一举动得到中美教内外人士的大力支持，纷纷捐款。1900年春，孙乐文回美筹备办学事宜。不久，中国发生义和团事件，但他毅然于年底返回苏州。他向两江总督刘坤一申请在天赐庄扩建学堂，获允购地，刘还答以“他日行将桃李满东吴”等语。大学堂遂以“东吴”为校名，英文名为Central University of China，直译即“中国中央大学”。该校由监理会向美国田纳西州立案，并组成校董会，鼎鼎大名的该会传教士林乐知（ Young J. Allen，1836—1907）任董事长，孙乐文为首任校长。1901年2月，东吴大学堂正式开学，孙乐文一直执掌该校，直至1911年春在上海去世。
辛亥后，东吴大学堂改称东吴大学。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国高校院系调整，作为教会大学的东吴大学被废止。原址上成立江苏师范学院，1986年改名苏州大学。今春苏州行，我还特地到苏大十梓街老校区，即东吴大学堂旧址参观。装修一新的苏州大学博物馆里，苏大校史已追溯到百年前的孙乐文。
1951年，东吴大学旅台同学会积极推动其在台湾的复校工作，先是设立东吴补习学校，后经核准恢复东吴大学法学院。法学曾是东吴最好的学科。1946年，抗战胜利后有东京大审判，中国赴远东军事法庭的法官、检察官、顾问等人，几乎全部来自该校。1969年，在台的东吴人终于恢复了东吴大学。2000年，台湾东吴大学与同源的苏州大学隔海共庆建校一百年。
1951年，苏州博习医院被苏南人民行署卫生处接管，1954年更名为苏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上世纪七十年代，医院西迁，天赐庄旧址改办苏州卫生学校。1957年，苏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改名为苏州医学院附属医院。2000年，随着苏州医学院与苏州大学合并，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也将自己的历史追溯到博习医院。
拙作《寻找·苏慧廉》2013年春出版后，常有人问，下一本书写什么？问这话的人，大多没写过书。说实话，我身边文化人不多，很多问的人，也只认识我这一个所谓的“作家”。不过，面对这关心的提问，我竟然语塞。
至今我还没有新书出版，除了知其不易，还有个原因是写苏慧廉时积累了不少材料，因当时剪裁取舍的关系，有些没有用入书中。这些资料得来不易，其中曲折也可参阅本书《英伦“寻宝”三记》《牛津寻找苏慧廉墓地》等文。以我之浅见，这些材料予历史，不论是国家还是地方，都是有价值的。如《冒广生的温州旧照》，系据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所藏英国循道公会档案中的两张旧照，挖掘出晚清名士冒广生与传教士的一段渊源。前不久中华书局出版的《百年斯文》，有收录采访冒氏后人的访谈录，其中也提到祖上这段维新的经历，那两张发黄的旧照一并收纳；《曹雅直、李华庆、苏慧廉抵温时间考》，也是利用域外的一手材料，把事关温州基督教史的几个关键人物的时间节点坐实；《除非经由记忆之路》，源起书出版后新认识的一些有缘人，跨海而来的缘分促使我追寻我祖母的祖母，看从内地会传教士而来的信仰，如何在我的家族中穿越了六代人。
我出手不快，一两月才能成一篇。但俗话说得好，“劳动间隙把草割，不愁攒个大草垛”，现回头瞅，两年多时间，竟也积累了十六七篇。能有这个“草垛”，作为编攒者，深知实与师友及家人的鼓励、鞭策分不开。其间友人助臂，家人照拂，很多人不遗余力。特别需要一提的是褚钰泉、冯克力、张立宪、方韶毅、简金生、臧杰、卢礼阳等多位编辑，惠允本书中的部分篇章陆续在《悦读》《老照片》《读库》《瓯风》《传记文学》《闲话》《温州通史编纂通讯》等刊物发表。已发表的文章结集时本应一仍其旧，但考虑到新书结构及格式的统一，只能对题目和文字作少许的修改。
还需要说明的是，本书中有少数几篇文章成稿于《寻找·苏慧廉》出版之前。比如其中最早的一篇文章《胡适与苏慧廉》，写于2010年春天。那时我还在四处爬梳苏氏的材料，压根没想到他与胡适还有密切的交往。当时为了考索这个百年前远赴我家乡温州传教的外国人，我把他女儿、一个在英国比他还有名的作家谢福芸的书也都搜刮殆尽。《中国女士》（Portrait of a Chinese Lady and Certain of Her Contemporaries），1930年纽约初版，是她上世纪二十年代访问中国后所写的一部纪实小说。原版书2008年淘于海外一旧书网站，辗转从美国寄来，随手一翻，竟然看见了一张胡适的照片。尽管小说里的人物都是化名，作为插图照片的文字说明也没有说这就是胡适，但适之先生儒雅的形象还是一眼就被我认出。也就是由这张照片、这本小说，我开始寻访到苏慧廉曾与胡适同工，参与中英庚款退回工作的一段史实。2009年去台北，还专程去南港的胡适纪念馆查询资料。海峡两岸对胡适的研究早已汗牛充栋，我一个业余的作者竟还有独家发现，一时难免得意。于是便把这故事写成文字，文章先发表在《老照片》，后来《胡适研究通讯》及台湾《传记文学》亦有转载。当然，我后来写苏慧廉传时，这段故事有写入，不过，这篇文章会比书中的内容更详实些。《陈寅恪受聘牛津之缘起》《翁同龢家族的域外留影》《西人笔下的晚清山西巡抚》等文，也是在寻找苏慧廉的过程中，面对惊艳的发现及时写下的故事。作为单独成文的文章，比之后来写入书中的某些章节或段落，更有可读性，这也是我把这几篇旧作编入这本小书的原因。同时，为强调别样，这次结集时还特意多选了几张未用过的老照片。
网上流行一句中国式英语，No zuo no die，这zuo对应的汉字就是“作家”的“作”。我不是作家，但有写作者都有的毛病，那就是希望文章有读者。新星出版社是我的老东家，于是不揣简陋，向编辑透露了将这些小文结集的念头。感谢刘丽华老师、黄珊珊、陈卓、程鹃等编辑的厚爱，此卖萌之念竟获不弃，于是就有了这本小书，多少满足了心中的虚荣。不过，近日面对书稿，重读旧作，又不免沮丧，这些当年成文时还自觉有点眉目的东西，如今归拢再看，已觉羞愧了。No zuo no die why you try？
权当对一段读书过程的纪念，或者叫清理下近年的写作及思考。文章写作时虽都是单独成文，内容互不连贯，但由苏慧廉开启的围绕西来传教士与中国关系的思路应还贯穿始终。书名取自本书中一篇名，叫《一条开往中国的船》，似乎也表达了这种单方向澎湃而来的冲击。历史的中国，对这种冲击仅是被动的回应吗？今天的中国，面对愈加喧嚣的大潮，是否应坚守某一条堤岸？
也许我真应买舟而下，开始一段新的寻访。
沈 迦
2015年11月12日 于上海，适逢结婚二十一年纪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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