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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文学是多种精神价值创造形态中*自由的形态，是自由心灵的审美存在形式。
“文学的心灵”，一定是超功利、大慈悲、合天地的心灵。凡是不能切入心灵的作品，都不是一流的作品。
文学对于人生的意义恰恰在于它可以让读者超越人生的平淡状态而进入诗意状态。
通读“文学常识课”，会发现它是极为完整的文学观。无论是讲述文学的本性、自性，还是讲述文学批评与经典阅读，或文学与其他范畴的互动与对话（如文学与自然、文学与文化、文学与政治、文学与自我等），知识之外，更诉诸良心与责任，澄明与节制。说到底，是先生对文学的至诚至爱。——潘淑阳
用心倾听先生讲述文学，就会发现文学是怎样地保护着他，他又是怎样地在文学中纯化自己，用文学的元气，守望着心灵的天籁。——潘淑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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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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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文学家、人文学者刘再复先生讲述中西文学常识，涉及文学常识的方方面面，如文学的概念，文学的特性，文学的各项要素，文学的功能以及文学与自然、自我、宗教、道德、人生等之间的关系等，娓娓道来，在解读文学的同时，更加注重心灵的养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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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刘再复，著名文学家和人文学者。1941年农历九月初七出生于福建南安县。1963年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曾任中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所长，《文学评论》主编。80年代以《性格组合论》和《论文学主体性》等著作引发全国性讨论。1989年夏天移居美国，先后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科罗拉多大学，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加拿大卑诗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台湾中央大学、东海大学等高等院校分别担任过访问学者、客座教授、讲座教授、荣誉教授等，现任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客座教授和高等研究院的客席高级研究员。
刘再复一手从事文学研究，一手从事散文与散文诗创作。其著作有《鲁迅与自然科学》、《鲁迅美学思想论稿》、《鲁迅传》、《性格组合论》、《文学的反思》、《论中国文学》、《放逐诸神》、《告别革命》（与李泽厚合著）、《共鉴五四》、《思想者十八题》、《传统与中国人》、《罪与文学》（与林岗合著）、《现代文学诸子论》、《红楼四书》、《双典批判》、《高行健论》、《李泽厚美学概论》、《教育论语》、《什么是文学》以及《读沧海》、《太阳土地人》、《人间慈母爱》、《漂流手记》、《远游岁月》、《西寻故乡》、《独语天涯》、《共悟人间》、《沧桑百感》、《漫步高原》、《大观心得》、《人论二十五种》等散文集。最近，北京三联还出版了《刘再复散文精编》十卷及《贾宝玉论》等。在美国出版的英文译著有《红楼梦悟》、《双典批判》；在韩国出版的韩文译作有《共悟人间》、《人性诸相》、《双典批判》、《面壁沉思录》、《传统与中国人》、《告别革命》等。其论文、散文还被译为法、瑞、日、德等多种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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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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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讲 开设文学课程的理由
第二讲 什么是文学
第三讲 什么不是文学
第四讲 真实：文学的第一天性
第五讲 超越：文学的第二天性
第六讲 去三腔与除旧套
第七讲 文学的“心灵”要素
第八讲 文学的“想象力”要素
第九讲 文学的“审美形式”要素
第十讲 文学的初衷
第十一讲 文学批评与经典阅读
第十二讲 文学的隐功能
第十三讲 文学与自然
第十四讲 文学与自我
第十五讲 文学与宗教
第十六讲 文学与政治
第十七讲 文学与道德
第十八讲 文学与人生
第十九讲 文学与艺术
第二十讲 文学与文化
第二十一讲 文学与天才
第二十二讲 文学与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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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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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何为心灵？
什么是心灵，这是一个大问题。正如“什么是文学”一样，心灵也很难定义。
徐复观先生曾说，西方文化是“物”的文化，东方（中国）文化是“心”的文化。这也许可以说明东西方文化的侧重点不同，但不能说西方文化就没有“心”。其实，“上帝”就是一颗伟大心灵。这颗心灵光芒万丈，照亮了两千多年来无数人的道路。这颗心灵是西方爱的源泉，是精神本体。先不说“上帝”，就人文科学领域而言，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时期就开始探索“心灵”问题，尤其是探讨心灵与灵魂的关系。亚里士多德还把心灵区分为“主动的心灵”和“被动的心灵”，“遭受的心灵”与“实现的心灵”。他假设被动的心灵会随肉体而生灭，而主动的心灵则不朽不灭，带有永恒性。借用亚里士多德的理念，可以说文学心灵指的正是主动的心灵，实现的心灵。它追求的是一种比肉体更长久的生命。
其实，各种宗教都是大心灵的体现，其教义都在塑造心灵。基督教呼唤的是“爱”的心灵，佛教呼唤的是“慈悲”的心灵。基督代表爱无量心，佛陀则代表慈无量心，悲无量心。爱与慈悲是矛盾的，爱往往无法慈悲。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中有一句话：“一个人爱的时候并不慈悲。”的确如此，一个极端的爱者，为了实现爱，往往很自私，很残酷，排他性很强。不过，基督讲的是“大爱”，与慈悲相同。
除了宗教，各种文化也总是要界定心灵，呼唤心灵。就中国文化而言，各家所界定的“心灵”内涵就很不同。儒家讲“仁爱之心”，道家讲“齐物之心”，墨家讲“兼爱之心”。孟子讲“四端”，即讲人与动物（禽兽）的区别就在于人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他讲“人禽之辨”，说人与动物的区别只有一点点（几稀），人之所以成为人，只因为人有不忍之心。后来，明代思想家王阳明创造了“心学”，把“心”强调到绝对的程度。所谓“心学”，也就是“心本体”之学，说明的是心为万物之源，万物之本，不仅“心外无物”，而且“心外无天”。心不仅包容一切，而且决定一切。在王阳明之前，中国的禅宗，宣扬的其实也是心性本体论，慧能“不是风动，不是幡动，而是心动”的著名判断，就是“心外无物”——心动决定物动的判断。
我把文学定义为“自由心灵的审美存在形式”，把文学事业界定为心灵的事业，并确认心灵为文学的第一要素，正是把心灵视为文学的本体（根本）。但是，对文学中的“心灵”，我们还须进一步界定。因为文学呈现的是人性，我们必须了解心灵在当中的位置，这个问题也许需要几部学术专著才能说清。我们今天只能说，复杂纷繁的人性至少包括动物性、人性和神性，即人性可下坠为动物性，也可上升为神性，心灵则是人性与神性组合的精神存在，它可以驾驭并导引人性来拒绝动物性。如果用弗洛伊德的“本我”、“自我”、“超我”来描述，心灵不属于本我。它不是本能，而是理性的“自我”与神性的“超我”结合的精神存在。也就是说，我们所讲的心灵，既不是肉身意义的心脏，也不是超肉身的神灵，而是存在于我们身内又导引肉身提升的灵魂性存在。
文学常识课不是生命科学课，也不是“灵魂”宗教课，在此只能对“心灵”作大体描述。
二、作家应有什么样的心灵？
我读过王安忆的《小说家的十三堂课》，我和她的文学理念完全相通，她也把文学视为心灵世界。她在开篇就说：小说是什么？小说不是现实，它是个人的心灵世界，这个世界有着另一种规律、原则、起源和归宿。但是筑造心灵世界的材料是我们所赖以生存的现实世界。小说的价值是开拓一个人类的神界。
王安忆讲的是小说，如果把“小说”改为“文学”，那么，她说的正是文学真理。文学所创造的正是“个人的心灵世界”。她特别加上“个人”二字，这很重要。文学呈现的心灵是充分个人化的心灵世界，不是群体心灵的符号，也不是党派心灵的符号。这个心灵世界有自己的原则。我常说“心灵原则”，也是指个人的心灵原则。
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篇幅很短，却成为百年来文学理论的经典，就因为它道破了文学的根本。他特别推崇李后主的词，正因为李煜词的心灵境界很高。王国维用一句话概说这种境界，说它具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的心灵境界。中国有三个帝王后来都曾为敌方俘虏而变成囚徒，人生发生了巨大的落差。落差之后，其心灵也奔向不同的方向。这三个帝王分别是越王勾践、宋徽宗赵佶及南唐后主李煜。这三位帝王的心灵境界各异，勾践想的是“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满心想复仇；宋徽宗内心只有个人的哀戚；唯有李煜，推己及人，从个人的不幸出发而想到普天之下苍生的不幸与苦难，把个体的悲哀化作普世的悲情，写出“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动人词句。在文学中，心灵很具体，王国维用“天眼”、“佛眼”将李后主与宋徽宗的心灵相比（未言及勾践），给后人很大的启迪，同时告诉我们：作家、诗人的心灵，不是一般的心灵，它应当像“天眼”、“佛眼”、“法眼”、“慧眼”一样，具有“天心”、“佛心”、“法心”、“慧心”，或是《人间词话》所说的“赤子之心”，即童心。诗人最值得骄傲的，是他胸中永远跳动着一颗单纯的童心。王国维曾概说“天才”的几个特征，其中一个便是赤子之心。
关于作家的主体心灵，我有幸听过高行健的直接表述。他说他一直怀抱三种心灵：“敬畏之心”、“谦卑之心”与“悲悯之心”。“敬畏之心”并不是简单地对某某人的尊敬，而是承认在人类之外有一种不可知的力量存在。这种冥冥之中的力量不一定是上帝，它非常强大而神秘，人类永远不可能认识它，只能感受它，所以自然而然会对它产生敬畏，比如我们对大自然、大宇宙便会有敬畏之心。康德晚年提出“物自体，不可知”，就是在他研究了一辈子哲学后，发现宇宙不可解释只能敬畏。爱因斯坦最后皈依上帝，对如此伟大的理性主义者的皈依行为，我们或可作这样的解释：对于爱因斯坦来说，重要的不是上帝是否存在，而是人需不需要有所敬畏。俄国的思想家别尔嘉耶夫在《论人的使命》中认定以人的同等水平无法把人看清，只有用比人更高的水准（神性水准）来看人，才能把人看得清楚。作家的心灵就必须立足于比人类更高的水准之上。“谦卑之心”也不仅是指谦谦君子风度。现在在中国大陆，尼采的书一本接着一本出版，崇拜尼采的人仍然不少。但高行健对尼采一再批评，这点很难得。他提出应当正视人乃是“脆弱的人”，而非“大写的人”或者“超人”，这种思想的缘起就是他的谦卑之心。第三个就是“悲悯之心”，这一点与莫言不约而同。
“悲悯之心”特别值得我们注意，尤其是大悲悯之心。关于这种心灵，莫言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曾经郑重地撰文阐释过。这一阐释，实际上道破了他在文学创作上获得成功的密码。该篇文章发表于前几年的《当代作家评论》，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他获奖后，上海文艺出版社再版他的长篇作品系列，他又以这篇文章作为“代序言”，题为：“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现在我把其中最重要的段落节录出来：
大苦闷、大抱负、大精神、大感悟，都不必展开来说，我只想就“大悲悯”多说几句。……悲悯不仅仅是“打你的左脸把右脸也让你打”，悲悯也不仅仅是在苦难中保持善心和优雅姿态，悲悯不是见到血就晕过去或者是高喊着“我要晕过去了”，悲悯更不是要回避罪恶和肮脏。……站在高一点的角度往下看，好人和坏人，都是可怜的人。小悲悯只同情好人，大悲悯不但同情好人，而且也同情恶人。
……只描写别人留给自己的伤痕，不描写自己留给别人的伤痕，不是悲悯，甚至是无耻。只揭示别人心中的恶，不袒露自我心中的恶，不是悲悯，甚至是无耻。只有正视人类之恶，只有认识到自我之丑，只有描写了人类不可克服的弱点和病态人格导致的悲惨命运，才是真正的悲剧，才可能具有“拷问灵魂”的深度和力度，才是真正的大悲悯。
特别引用莫言关于“大悲悯”的思考，是因为这两段话击中了文学心灵的要害。大悲悯之心，正是作家主体的真心灵。而大悲悯包含着两重最关键的意思，一是无论“好人与坏人”，都是可怜的人。悲悯只同情好人，而大悲悯则同情一切众生，包括同情恶人。二是大悲悯不仅要正视他人的伤痕与丑恶，更要正视自己的伤痕与丑恶，悲悯他者，更要悲悯自我。只有同时正视人类和自我不可克服的弱点和病态人格，以及这些弱点导致的悲惨命运，才是真正的悲剧。莫言这一见解，是当代世界文学中最为深刻的心灵解说。我们只要想想俄罗斯文学——两座巅峰——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就会明白莫言说的是什么。托尔斯泰最后的行为语言是离家出走，“逃离”的大行为语言所蕴含的正是大悲悯之心，是他承受不了人间的罪恶和自我的罪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灵魂拷问，则是对一切人的拷问，好人，坏人，被敬重的人、被侮辱的人，也包括他自己。他为什么会拷问出犯人罪恶掩盖下的“洁白”？这是因为他的大悲悯。他的创作整体为什么让人感到那里是一个“复调的世界”（巴赫金语），一个可怜的世界？也是因为他的大悲悯。文学的最高境界（或称宇宙境界或称审美境界）高于道德境界，其原因就在这里。道德只讲除恶扬善，但看不到所谓“坏人”在人性深处与好人的相通之处。只知说教的道德家仅审判别人却不知自身的可怜、脆弱、渺小与卑劣，缺乏对自身黑暗的洞察与悲悯。我在上学时背诵唐诗，其中元稹的名句一直刻在心里，那就是“闲坐悲君亦自悲”。这首诗是写给妻子的悼亡诗。但我们可以把诗意加以引申，把“悲诗”扩展为悲悯甚至大悲悯——大悲悯包括“悲君”，也包括“自悲”，即正视自己的弱小、渺小，对最爱者的死亡一筹莫展，只能“惟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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