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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Goldfarb）所说，应在于“分辨现代的恐怖（极权主义）、现代的挑战（首先是相对主义）、现代的成就（如自由主义）和现代的梦想（尤其是民主）”。极权主义、相对主义、自由主义、民主以及与之相关的一些主题是我在本书中讨论的内容，在此意义上说，这也是一本关于现代性的书。这里既涉及现代性自身的矛盾和局限，也涉及它的丰富性和可能性。现代性是人在上帝死了之后，先图宰制，后行毁灭，继而从毁灭中再求新生的过程。正是在这个不断持续进行的过程中，形成了各种相互区别但又相互依存的现代公共政治话语：个人主义和社群、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公共利益和共善、技术官僚和人道主义、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实用和权利、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自由主义和集体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民主和极权。本书正是在对这些话语的思考中展开的。 本书第一部分“政治和伦理的现代性”集中讨论了哈贝马斯和阿伦特这两位思想家。他们的政治哲学涉及了现代政治、现代社会理念、现代普遍价值、现代宪政观和现代人权观等一系列问题。哈贝马斯和阿伦特都从具体的历史经验，而非某种单一的现代性模式去把握现代性对当今人类现实生存的实际影响。对他们来说，20世纪三四十年代德国纳粹极权对公共生活的毁灭性破坏是一个不容忘却的历史背景，也是一个仍具现实意义的政治经验。正是由于人类在20世纪所饱受的种种现代政治劫难（纳粹、斯大林主义、败死的革命、冷战、现代形态的暴力等等），政治专制的极端意识形态控制才应当成为我们今天批判现代性的主要着眼点。无论是哈贝马斯对宪政和人权的论述，还是阿伦特对极权邪恶和高尚政治的讨论，都体现了这样一种对现代性的批判。现代性既是现代思想批判的对象，也是现代思想批判的理论价值资源。现代性是当今人们生存的基本处境，也是改变这一处境的基本条件。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现代性是别无选择的现代性，而不是可有可无的现代性。 在现代处境中，从某些现代价值（自由、平等、人的尊严和理性）出发，以其普遍性的价值来揭示和批判现代暴力和压迫，这既是一种社会政治行为，也是一种知识政治行为。作为社会政治行为，这种批判是一种公民性的参与。作为知识政治行为，这种批判则是一种知识场域中的话语立场。知识场域中的话语立场不仅表现为学术理论取向，而且更表现为它所坚持的知识公共性。公共知识分子以公民的身份积极参与，这本 是对形形色色冷漠、悲观怀疑、犬儒主义、自我流放和精神象牙塔的否定。这种知识公民作用是本书第二部分“公共知识分子和公民政治”中讨论知识分子和社会关系的出发点。知识分子的公民性参与不可能从某种意识形态的宏大话语获得一劳永逸的政治正确性。知识分子政治对现实的反抗是有限度的。知识分子不轻易放弃说不的权利，但并不是随时随地都说不的人，他只是在需要时说不的人。关注时代的重大政治和社会问题，努力超越现有的意识形态限制，坚持普遍的道德价值，而同时对自身的限制保持清醒意识，这就是现代思想批判。它体现了明确的社会批判目的，拒绝将批判变成精致而无目的的思想游戏。在当今学术专门化、知识学院化、知识活动非政治化的社会环境中，精致思想游戏化的倾向正在削弱和瓦解思想批判的社会作用。在这种情况下，重新认识公共知识分子话语的社会政治功能变得越加重要。不同类型的公共知识分子，从西方的阿伦特、杜威、布迪厄和哈贝马斯到许多东欧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知识话语都体现了敏锐的问题意识和明确的社会关怀，也对各种价值虚无主义都有实际的抵制作用。 本书第三部分“价值认同和群体意识”的文章涉及的是价值共识对形成现代公民共同体和民族国家群体身份的意义。和第一、第二部分一样，这一部分也以现代公民政治为着眼点，涉及关于公民责任和权利、公民参与、自由平等价值、民族认同和民族主义等一系列问题。讨论这些问题的目的不是要把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或者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对立起来。自由主义的社会契约论和个体原子论并不值得提倡，积极的群体认同所包含的历史观和集体观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在现代公民社会中，宪政是凝聚政治共同体的主要力量，而在宪政体制本身受到外来威胁的情况下，民族国家不仅需要从理性上呼吁公民们保卫宪政制度，而且还需要诉诸民族群体认同的感情力量。尽管如此，民族主义的极端群体主义和原教旨宗教一样危险。民族主义动辄要求“人服从群体”，国家动辄以民族的名义要求人民作出牺牲。每个自由公民都有权利提出这样的问题：“这样的民族值得我为之骄傲、与之认同吗？”“这个国家值得我为她牺牲生命和幸福吗？”从价值认同来思考群体身份意识，可以使得我们将民族身份与公民社会，而不仅仅是国家，联系在一起。民族身份认同并不一定只能是现有民族国家形式的副产品。民族身份可以由集体的价值选择所塑造，它所体现的公民伦理可以帮助国家的民主、法制建设。在这一集体性的价值选择和思考中，知识分子可以起到很重要的作用。知识分子的公共关怀自然不能脱离普遍意义上的文化批评，这是本书第四部分“文化批评和大众文化”所侧重的方面。这一部分所涉及的文化批评问题不仅包括大众社会的犬儒主义，而且还包括大众的弱者抵抗、文化经济中的文化生产、共同群体的记忆和遗忘等等。文化批评是一种社会性的知识行为，一种公民参与行为，不是一个学科领域。这是文化批评与人们平时所说的“文化研究”有所区别的地方。文化研究是一个学科领域，它侧重于观察、分析不同形式的大众文化，如影视、时尚、报刊媒介，乃至餐饮、旅游等等。文化批评侧重的则是分析和评价政治文化、社会观念与群体价值，它是一种社会性批判。文化批评必定是一种公共知识分子的行为，而文化研究则可以是一种专业知识分子的行为。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的身份并不矛盾，但却有所区别。萨特曾经说过，一位原子能科学家在研究原子物理时不是知识分子，但是当他在反对核武器的抗议信上签名时就是知识分子。同样，一位文化研究者在作非政治性的纯学术文化研究时不是一个知识分子，但是当他把文化研究与在具体公共问题上的社会批判联系起来的时候，他就是一个知识分子。作为一种社会批判，文化批评是知识分子在特定社会环境下以公民身份对他的群体所作的建设性参与。与一般公民参与不同的是，知识分子公民参与特别重视民主社会中参与和讨论的质量问题。公开参与和讨论并非总能自动产生开明的共识。知识分子是那些努力思考，并以此来克服公众生活思考缺陷的人。知识分子政治不仅仅关心专门小圈子内的学术之争和自我定位区分，不仅仅争取知识权力资源和利益的分配，它更应当致力于为广大公民群体提供一种特殊的知识，使他们能在计划自己的生活、设计生活品质和展望未来变革时，作出更理性、更人道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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