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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度“亚洲卓越新闻报道奖”得主张泉
历时9年,采访24位杰出思想者,勾勒中华文明嬗变的轨迹
许知远特别推荐
■一部别样的“文明史”
本书采访的学者,来自不同的国度,不同的领域,但共同的是,都是从边缘出发,挑战中心。
于是,我们从柯马丁那里得知秦始皇所谓的焚书坑儒原来并无事实根据,从宇文所安那里得知李白和杜甫居然是当时的非主流诗人,从巫鸿那里了解到纪念碑性并非西方的专利,也更能明白顾彬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批评理路。
所以,本书是一部别样的“文明史”,不仅改写了我们既有的认知图景,给我们的官方心智带来了新的视角,甚至带有盗火的味道,
■一部动人的“情史”
回顾自己如何在一瞬间决定交出一生,他们都追溯到了一首诗:
宇文所安是韩愈,艾朗诺是王维,顾彬是李白,柯马丁是北岛。希尼说一首诗无力阻止一辆坦克,但它可以让一个人成为汉学家。当然,大木康的一瞬间是因为冯梦龙笔下的卖油郎和名妓的爱情。
所以,本书可谓一部动人的“情史”,讲述了这些西方学者如何在年轻时,从世界各地,突然陷入对遥远中国的执迷,并从此以中国为志业。
■一部辛酸的“奋斗史”
內容簡介:
宇文所安、柯马丁、夫马进、顾彬、钱理群、王汎森、舒衡哲、巫鸿、张隆溪、黄进兴……他们是我们这个时代杰出的思想者,来自不同的国度,专注于不同的领域,拥有各自或曲折或传奇的人生,却与中国保持着隐秘的精神关联。
这本访谈录,依据中华文明的演进,从中华帝国的开端,直至当代,希望透过他们的眼睛,寻找遗失的真相,重新发现中国的传承与转折、兴衰与浮沉。
全书分为三个部分。部分解读古代中国的真相,追随学者的脚步,走出历史的迷宫。第二部分集中于晚清民国知识分子的抉择与现代化的代价,曾经的阵痛也许至今仍在发作。第三部分更关注当下与未来,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文化多元,理论多变,中国该如何自处,又该如何与世界相处。
關於作者:
张泉
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原《生活月刊》主编,亚洲出版业协会(SOPA)2008年、2010年、2013年“亚洲卓越新闻奖”获得者。主要作品有《城殇:晚清民国十六城记》、《敦煌:众人受到召唤》(合著)等,纪录片《辛亥》《五大道》《大上海》(总撰稿)等。
目錄 :
自序 i
I 古代的幻象与真相
中华帝国的开端 [美国] 柯马丁 003
唐朝是现代人的异乡 [美国] 宇文所安 021
在世界寻找敦煌 荣新江 032
宋代文人的革新之路 [美国] 艾朗诺 053
风雅精神走向民间 [日本] 大木康 065
庄严的欲望 [意大利] 史华罗 082
突破史学危机 [美国] 艾尔曼 093
萌动的秩序 [日本] 夫马进 105
每当中国变幻时 [瑞典] 罗多弼 117
走出“空山” [德国] 顾彬 128
II 知识分子与现代之路
“五四运动”还未终结 [美国] 舒衡哲 145
不断地与鲁迅相遇 钱理群 161
重寻人间傅斯年 王汎森 185
谒问“文化的幽魂” 黄进兴 200
启来轸以通途 林庆彰 213
重建礼教世界 叶国良 224
III 跨文化想象
从相对论到现代化 陈方正 241
古今中西,一场精神的漫游 [美国] 巫鸿 251
跨越文化的边界 张隆溪 277
精神动荡的世纪 [美国] 费乐仁 291
思想史的性别问题 [日本] 坂元弘子 301
不同文明间的关联 [日本] 板垣雄三 310
拓荒“华美文学” 单德兴 323
零时差对话 王宁 345
后记 362
內容試閱 :
柯马丁认为,“焚书坑儒”只是汉代儒生编造的无数个故事中流传甚广的一个。秦始皇确实曾经坑杀过两名“方士”,但并不是儒生。遍寻早期文本,从中找不到一个被坑杀的儒生的名字。恰恰相反,像伏胜、叔孙通这些儒生在秦朝的处境甚至还不错。柯马丁又对比了出土的秦汉前后的一些儒家文献,发现并没有明显的差别。仔细排查历史,在司马迁之前,也不存在对秦始皇“坑儒”的“指控”,而司马迁在《史记》中讲的只是“焚诗书,坑术士”。直到公元317年面世的伪造的孔安国本《尚书》中,才次出现“焚书坑儒”这个词。柯马丁提出,是汉朝的儒生篡改了这一切,他们通过编造“焚书坑儒”的悲剧传说,为儒生阶层建立起道德优越感,也形成了儒生的身份认同,又通过修订乃至篡改先秦文本,确立了汉朝的合法性。与秦长达五百多年的漫长历史相比,新生的汉朝没有历史可循,身份低微的汉高祖刘邦更是与贵族传统格格不入。怎样创造汉朝的历史,确立新政权的合法性,就成为交给汉代儒生的一个紧迫的命题。显然,他们完成得相当“出色”。
于是,宇文所安将《初唐诗》的思路层层递进:由于初唐时京城诗人改革宫廷风格,制订了新的诗歌规则,诗歌变成一种“权力”,严格地限定并约束着诗歌创作的社会范围。京城诗人用它来与外界相互区分,而在盛唐,这种情况更加稳固。通过细致入微的文本分析,宇文所安发现,“如果我们撇开盛唐神话,就会发现李白和杜甫并不是这一时代的典型代表”。他进一步考证,不仅是李、杜,甚至包括陈子昂、孟浩然、岑参等人,在他们各自生活的时代,光芒也完全被京城诗人掩盖。直到多年以后,他们才被不断阐释,被赋予不同的价值。这些曾经徘徊于时代主流之外的诗人,才得以脱离在世时的苦恼,赢得身后的声名,形成定论并沿用至今。
1979年,北大历史系大二学生荣新江在课堂上聆听了关于敦煌的另一段“伤心史”。唐长孺教授正上着课,突然唏嘘不已,说中国学者曾在1950年代编写《敦煌资料》,由于许多敦煌卷子散佚在欧洲,无法看到,一些细节是通过考证推测的。后来,日本学者池田温前往欧洲,对照英、法等国收藏的敦煌原卷,给《敦煌资料》挑出了三百多处错误。他后来发表在《东方学报》上的文章造成了爆炸式的影响,许多中国学者一边读,一边痛哭流涕。他们誓言一雪前耻,要让中国成为敦煌学研究的中心。然而,在那个自身尚且难保的时代,一切注定只是奢望。
那是艾朗诺次见到钱钟书。那时,钱钟书以作家的身份蜚声海外。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夏志清对钱钟书、沈从文、张爱玲、张天翼激赏备至。不过,许多美国学者都以为钱钟书已经死了,甚至夏志清的一篇饱含深情的祭文早已广为流传。谁知,祭文的主角却一朝“复活”,震动了美国汉学界。正因为如此,钱钟书在哈佛见到久违的朋友方志彤时,说的句话,就是引用马克·吐温的句子:“The reports of my death are greatly exaggerated.”(对我死亡的报道实在太夸张了。)
1959 年,大木康出生于日本横滨,这座城市在晚清时曾庇护过孙中山、梁启超这些流亡者。几十年后,时过境迁,流亡者的踪迹早已无从寻觅,中华街上的广东餐厅却依然生意兴隆。一家餐厅里供奉着关公塑像,香烟袅袅中,赤面长髯的中国将军横眉立目,持刀傲立。神像给少年时期的大木康带来的强烈冲击,甚至超过了广东点心留在舌尖的余味,让他至今都记忆犹新。也许,他对中国的钟情,就萌芽于少年时期的懵懂想象。
成为汉学家?这个念头在1950 年代的意大利,是一个近乎荒唐的念头。意大利汉学传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濒临崩溃,以至于社会上流传着一个关于汉学教授的笑话——有人问:“什么是汉学教授?”答案是:“一个只有两个学生的教授。其中一个继承他的教授职位,另一个可怜人,他自杀了。”
成为汉学家之前,艾尔曼曾是美国和平队(The Peace Corps)成员。1968 年,他随世界卫生组织赴泰国施行疟疾根除计划,1971年回国。对于这段与众不同的经历,艾尔曼的解释更富戏剧性。他不想当兵,不愿参加越南战争,又迫切地想到中国,而中美尚未建交,于是选择了离中国较近的泰国。他听说泰国华侨很多,自己肯定有机会继续学说普通话,然而,艾尔曼严肃地回忆,“谁知道他们都说闽南话……”他始终认真地盯着我哭笑不得的表情,保持着冷峻的神态。1980年代,艾尔曼终于如愿以偿来到中国,每天骑自行车去上海图书馆看书,这引发了我的好奇,便问他:“那时候,你和中国人一样骑车上街,很受注目吧?”艾尔曼轻描淡写地回答:“没有。他们都以为我是新疆人。”
可以公开阅读的书越来越少,终只剩下《选集》和《鲁迅全集》。虽然都在大学时代读过,然而,在一个精神饥荒的年代,持续反刍是的选择。
从1962 年开始,钱理群决定重读鲁迅。他躲在一间寒冷的小屋里,饿着肚子,郑重其事地写《鲁迅研究札记》,起笔篇即是《鲁迅与》。钱理群身边逐渐聚集起一群年轻人,有工人、职员、零工、代课教师,他是的大学毕业生。他们每周在山上的小屋聚会,煮一锅蔬菜汤,分吃几个烧饼,也分享着知识和思想的乐趣。
多年后,钱理群将这些聚会称为“民间思想村落”,在遥远的西南边陲,他们依靠思想相互取暖,度过无尽的长夜。
如今的王汎森也已成为年轻学者心目中的前辈大德,但他仍然清晰地记得1985年自己次到史语所时的情景。那时他只有二十七岁,时常在老先生们面前汗流浃背。那个大师迭出的年代后的光芒让他倍感温暖,也陡增压力:“那一代人的精彩,在于他们以全部学养支持一种学问。他们在各种文化里受过陶冶,以众部支一部,这样才能显出精彩。我刚进史语所时,九十岁才是老一辈,七八十岁是中年一辈,四五十岁是少年,而二三十岁是幼儿园。每次去参加所里的讲论会都很紧张,那些坐在前面的老先生什么都知道。那时院里比较简单,有个同事在报纸写了一篇科普方面的文章,结果收到吴大猷院长一张纸条约他见面。吴院长一见到他就说,你是某某某,你写的文章太幼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