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在这里看到的是，我最近15年间在法国或者国外发表的主要文章的汇集。因此，本文集继于《诠释的冲突》(Conflit des interprétations)之后，后者覆盖了整个60年代。没有为这一系列的文章保留相同的题目主要是因为，我在这些文章里不再为捍卫诠释哲学在诸如符号学或精神分析——这些（在《诠释的冲突》中）都曾被我视为对诠释哲学构成了挑战——面前的合法性而表现得那么忧虑。当感觉无需再为自己从事的学科的存在正当性而辩护时，我也就全心投入其中，既无迟疑亦无辩解之忧。
头三篇论文，确实还带有合法化要求的迹象；但这更多是就我自己的思想传统而言，无关乎那些我找来给自己定位的假设竞争者。我首先谈的是，诠释学（herméneutique）——或者诠释（interprétation）的普通理论——从未停止在胡塞尔现象学面前进行“自我辩解”。它是从胡塞尔现象学走出去的，“走出去”具有双重意义：这是它产生的地方；也是它已经离开的地方(大家从维翰［Vrin］出版社出版的另一本文集里可以读到我更加专门的研究：《论现象学派》［A l’école de la phénoménologie］)。接着我重新构建了这样一个谱系：当代诠释学——也就是海德格尔之后的诠释学——将之与胡塞尔哲学的嫡系结合在一起的谱系；这样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的名字就与胡塞尔的并列在一起，然而又没有取代它。间隔(distanciation)这个主题让我有机会标明我对现象学诠释学派的个人贡献；对于存在于诠释的所有思想活动中的批判因素(l’instance critique)，我认为它的作用是，相当准确地描述了现象学诠释学派的特征。曾经也是由于这个因素，使我发生转变，与我的论敌们联合起来。
第二系列的文章更好地表现了我在本书中的和解之意。在这里我做的是诠释学。刚刚我说到我从哪里来。现在我谈谈我到哪里去。一种主导特征慢慢在这种积极的诠释学实践中显露，也就是逐渐把文本理论融入行动理论。事实上，在文本的符号学分析或者语义学分析中，让我一直最感兴趣的是，在实践领域——在那里人表现为施动者和受动者——的构造(structuration)方面，这些文本的塑形(configuration) 范式特征。自然，文本——尤其是文学的——是符号的整体，而符号或多或少已经和它们被看作要指定的事物脱离关系。但是在这些被说出来的事物之中，就有施动和被动的人；而且，话语(discours)本身就是行动；这就是为什么言说(dire)(和阅读)行为与实际行动(agir effectif)之间的比拟联系——在这个词最积极的意义上——从来没有完全断裂。通过符号(signum)和物(res)之间的裂缝，这种联系只是变得更加复杂，更加迂回。组成第二部分的这些文章逐渐颠覆了(语言和文本的)优先性，实践问题重新获得了优势，而局限于文本性(textualité)的概念则开始失去优势。开头和结尾的文章就这样标志着这种重点转移的起点和终点；在起点，是关于文本及其内在构造，可是暗地里还有重新塑形的能力；在终点，是对实践理性概念的概述以及行动以主动性(l’initiative)的形态涌入当下。未曾以法语发表的那篇论文曾相当有幸地以英语发表了，题为“文本的模式：被视为文本的合理行动”(Le modèle du texte: l’action sensée considérée comme un texte)，它标志着从一个问题到另一个问题的转折，当然文本概念并没有丧失我前面所称的范式特征：但是，根据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独到的表达方式，“……的模式”在这里变成了“为……的模式”。那么，说明(expliquer)和理解(comprendre)之间的古老论争可以以全新方式重新提出：在一种更少二元对立而更多辩证关系的意义上，而且在一个更加宽广的应用领域里。这个论争不仅仅关系到文本，而且还有历史文献和实践。至于在文本之塑形(configuration)和行动之重新塑形(refiguration)中想象力被赋予的角色，则开启了第三部分的主题。
在最后一部分我们汇集几篇意识形态论题占主导地位的论文。它们(第三部分的论文)通过在社会实践层面上赋予创造性想象力和模式论的角色而与前一系列文章关联在一起。另外，想象力的特殊功能接近我在《活的隐喻》(La Métaphore vive)和《时间与叙事》(Temps et Récit)中赋予它的角色。而且，在卡尔·奥托·阿佩尔和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意义上来说，对意识形态现象的考察与意识形态批判紧密相连。此外，根据前面表达过的愿望，它也提供了批判因素之并入诠释过程的具体例证。整本书结束于对伦理和政治之间关系的一般思考；这种概述开启了一项有待去做的更加系统化的研究，这项研究针对的是行动理论、叙事理论和伦理政治理论之间的紧密关联。
把最初针对英语读者的文章放在本论文集的开头，我们认为是适当的，它的目的本来是：在把我与其他十几个法国哲学家一起介绍时，提供一个我个人哲学研究的概观。这篇文章被收入本集有两个原因：首先，它对我关于隐喻功能和叙述功能的最新研究作了一个简要介绍，而且这样也对有意被排除在外的文章起到了补充作用——这些文章也是我在这两个领域的系统研究的组成部分；而且，此文还有一个特色，就是从相反的方向经历了从我最初研究胡塞尔到写作《活的隐喻》和《时间与叙事》的所有阶段。在这个反向旅程中，读者被引向了汇集在这里的第一系列文章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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