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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〇《瘟疫年纪事》是英国著名作家、被誉为“小说之父”的丹尼尔?笛福的经典作品
〇影响马尔克斯、库切、加缪、萨拉马戈、帕慕克的“瘟疫文学”开山之书
〇收录意大利天才画家多梅尼科?格诺利三十余幅黑白、彩色插图，令笛福笔下的那段历史更加触目惊心
〇融历史的真实与小说的想象于一体，以栩栩如生的笔触再现1665年伦敦大瘟疫的惨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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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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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福出版于1722年的《瘟疫年纪事》，以栩栩如生的笔触描绘伦敦大瘟疫的惨象，为我们讲述了这段黑暗恐怖的历史。这是一部内容翔实的见闻录，是历史的还原，是深入现场的报道，让1665年瘟疫猖獗的伦敦城得以在时空中复活。当时伦敦的九十七个教区、城市和市郊管辖地、泰晤士河两岸地区、股票交易所和土地拍卖市场、白厅和伦敦塔、格林威治和索斯沃克、那些城门和栅栏，还有数不清的大街小巷和教堂墓地，以全景的方式展示在这本书中。此外，它提供了伤亡数字表，并讨论各种不同记载、轶事的可信度。有评论家认为，书中的记录“只有很小一部分是虚构的”，华生?尼克尔森则在1919年撰文指出这本书可以被视为“真正的历史”。与此同时，这本书更是一部充满想象力的小说，是一件“机巧的艺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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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丹尼尔?笛福
1660年出生在伦敦一个商人家庭，父亲经营屠宰业。经历丰富，受过神学教育，做过烟酒生意，办过报纸，当过间谍。多才多艺，创作主题广泛，包括政治、地理、犯罪、经济等。1719年出版了极具想象力的作品《鲁滨孙历险记》。此后在1722年相继出版了《摩尔?弗兰德斯》和《瘟疫年纪事》。1724年出版了最后一部小说《罗克莎娜》。笛福对欧洲小说的发展影响深远，被誉为“小说之父”。
多梅尼科?格诺利
意大利超现实主义画家，毕业于历史悠久的佛罗伦萨美术学院。格诺利1934年出生于罗马，1970年去世于纽约，终年仅三十六岁。他的画作往往能赋予平凡事物以陌生感，饱含诗意又充满矛盾和张力。《瘟疫年纪事》是他为数不多的图书插图作品。
许志强
浙江大学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所教授、博导。以西方现代派文学、二十世纪欧美小说等为主要研究方向，著有《部分诗学和普通读者》《马孔多神话和魔幻现实主义》《批评的抵制》等，并有《文化和价值（修订译本）》《瘟疫年纪事》《在西方的注视下》《加西亚?马尔克斯访谈录》等译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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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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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福的瘟疫伦敦
——《瘟疫年纪事》译后记
许志强
1664年岁末，伦敦爆发了瘟疫。在伦敦东部的圣迦尔斯教区，起初只有三人死于瘟疫，惊惶的谣言却传遍全城。官方发布的《每周死亡统计表》的数字时高时低，市民的情绪阴晴不定。到次年春季，即1665年4月，就在人们认为疫疾几乎消失的时候，传染病已悄悄蔓延至其他两三个教区。随着炎热天气到来，瘟疫逐渐从城市东部朝西部推进。市政当局已无法隐瞒病情，而一直自以为还有希望的市民，再也不愿受蒙蔽了，索性开始搜查房子，发现瘟疫到处都是。在圣迦尔斯教区，好些街道被传染上了，好些人家都病倒了；该教区一周内就被埋掉120个人。大街小巷到处听到吊丧的哭喊声；通常是熙熙攘攘的街市，顿时变得荒芜凄凉；法学会门窗紧闭，律师无事可干；为避免街旁房屋飘出来的香臭气味，街上行人走在道路中央，这是一幅奇怪的城市白昼图景。有人在街上大叫大嚷：“再过四十天，伦敦就要灭亡了。”有个人赤身裸体在街上跑来跑去，腰间只拴条衬裤，彻夜奔走，彻夜号叫：“噢，无上而威严的上帝呀！”
这是伦敦历史上空前的大劫难，让全体居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随着传染病愈演愈烈，有些教区的运尸车几乎通宵奔忙。夜晚的街道上，时而见到满载尸体的运尸车燃着火炬缓缓行进，时而见到黑暗的人群念着祈祷文涌向教堂。不少教堂的牧师都逃走了，留下来的空位被那些非国教牧师占据，而不同教派的人济济一堂，常常在同一个教堂里听取布道。灾难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一方面，宗教生活变得空前团结和虔诚，就连那些铁石心肠的杀人犯也开始大声忏悔，痛哭流涕对人供认隐瞒已久的罪状；另一方面，人们互相提防，偶尔碰面也都绕道避开，怕的是染上瘟病。层出不穷的江湖医生、魔术师、星相家、智多星、预言家，他们信口开河，趁机诈骗穷人和病人的钱财。在瘟疫的痛苦和瘟疫的恐怖达到高峰时，人们多半分不清谣言和真相的区别。《死亡统计表》的数字是不可全信的。护理员用湿布蒙住病人的脸，将他们闷死之后窃取财物，这样的传闻未必是不可信的。市政当局制定严格法规，将染上瘟病的房屋强行关闭起来，事实上常常是将有病的人和没病的人关在同一个屋子里，造成出乎预料的悲惨后果。许多有瘟病在身的人，不知是由于痛苦之极还是由于恐怖难耐，裸身裹着毯子跳进坟坑里，自己将自己埋葬。如果有人因此情景而默默流泪，甚而至于相信世界末日的预言，这是一点不奇怪的。要是他们知道，这场大规模的传染病结束之后的次年，伦敦还会发生大火灾，将这个城市的四分之三夷为平地，他们大概不得不相信，上帝的审判已经降临，播下时疫和大火，注定要将地球上的这块地方铲除干净。
让伦敦数以万计的人痛不欲生的瘟病，是一种腺鼠疫，和《十日谈》开篇描绘的那种瘟疫症状一模一样。染上此病的人，身上会出现所谓的“标记”（token），然后头痛，呕吐，往往很快死去。有些人甚至不知道自己染上了病，在街上行走或在集市里购物时，突然倒毙，被人扒开衣服，发现身上布满“标记”。患者通常是在脖颈、腋窝和外阴部出现这种“标记”，也就是黑色小肿块，“其实是坏疽斑点，或者说是坏死的肉，结成一颗颗小瘤，宽如一便士小银币”。这是史书中屡屡描述的欧洲“黑死病”症状。因肿块疼痛难忍而变得谵妄发狂，甚至跳楼或开枪自杀的大有人在。有时候痛得发狂，其行状和欣喜若狂倒是并无二致：病人突然从家里冲到街上，边走边跳舞，做出上百个滑稽动作，身后跟着追赶他的老婆和孩子，大声呼救，悲泣号叫。这种可笑又悲惨的情景，让人恍惚觉得是进了疯人院。而在1665年伦敦大瘟疫高峰时期，最恐怖的还不是患者谵妄发狂或暴尸街头，而是大量的人被强行关闭在自家屋子里，门上画上红十字，像是活活被关进坟墓。
笛福出版于1722年的《瘟疫年纪事》（A Journal of the Plague Year），以栩栩如生的笔触描述伦敦大瘟疫的惨象，告诉我们这段黑暗恐怖的历史。这是一部内容翔实的见闻录，是从瘟疫第一线发来的报道。当时伦敦97个教区，城市和市郊管辖地，泰晤士河两岸地区，股票交易所和土地拍卖市场，白厅和伦敦塔，格林威治和索斯沃克，那些城门和栅栏，还有数不清的大街小巷和教堂墓地，是以全景的方式展示在这本书中。我们看到有关欧洲中世纪“黑死病”的插画图片，其描述的灾情给人以深刻印象，但是跟笛福的《纪事》相比就显得颇为有限了。画中建筑物高大坚实的廊柱和尸体模糊堆积的暗影，呈现富于象征意义的透视一角；那些插画图片是语言的助手和历史的注脚，而笛福的《纪事》是历史的还原，是深入现场的报道，让1665年瘟疫猖獗的伦敦城得以在时空中复活。
从历史的角度看，欧洲人对瘟疫并不陌生。欧洲历史上最为著名的三次瘟疫，其中的第三次就是本书所描述的那一次，被冠以“黑死病”的称号，它与14世纪的第二次大流行间隔300年，疫情在这中间此起彼落未曾中断，到1665年是个高峰，在欧洲造成2500万人死亡，占当时欧洲人口四分之一。但当时的伦敦人显然对瘟疫缺乏清楚记忆；和我们现代大都市的芸芸众生一样，正处在某种健康和繁荣的幻觉之中，而非带着历史的教训和记忆生活。从伦敦市政当局的应对措施、医生对于“标记”的辨认及广大市民的行状来看，瘟疫的出现如同是神秘莫测的第一次，令人惊骇万分，猝不及防。这个遭受劫难的城市，它的反应更像是个体对于死亡的某种认知，而不像是那种引领部族突围的古老历史行为。当城市里几十万“个体”面对传染病侵袭，显得惊慌失措，疑神疑鬼时，人们实质是从一种幻觉进入另一种幻觉，使得悲剧的惨象不可避免地伴随着一系列闹剧。而这便是《纪事》的报道所要面对和深入的“现场”。
瘟疫起先是从荷兰被带过来，夹在货物当中，在德鲁里胡同的一座房子里爆发，随后不可遏止地蔓延开来，而伦敦人要在此后近两年时间里和“它”打交道，历经痛苦绝望，直到“它”又神秘莫测地消失。这个伦敦是王政复辟时期的伦敦，当时人口暴涨，市面繁华，泰晤士河畔贸易兴隆，因此尽管在瘟疫之初已经有许许多多人逃离城市，到乡下避难，伦敦城里还是显得人满为患。大量外来务工人员（以纺织工居多），各行会的学徒工，男女仆人，底层贫民和流浪汉，他们是这个城市最为穷苦的人，其境况也最为凄惨。此外便是构成城市主体的普通市民，他们多半无处可逃，困守危城，在疫情此起彼落的蔓延中，处境极为不利。《纪事》讲述的主要是穷人和市民的状况，也就是“黑死病”插画图片中跪在尸首旁边神色茫然或掩面无力的那些人；他们的迷信、恐惧、匮乏、冒险和忧戚，他们值得同情的遭遇和可悲可叹的行为，在书中得到形形色色的描绘。任何一场大灾难只要被如实报道出来，似乎都具有史诗（epic）恢弘不凡的气度。笛福的《瘟疫年纪事》以其严谨忠实的叙述，为十七世纪中叶的伦敦城谱写了一曲史诗。它用编年体的撰写方式记述这场大灾难；从1664年9月到1665年年底，几乎是逐月报道它的起落和进程，让我们看到，瘟疫改变了城市的面貌，也以特殊的情态呈现其面貌。书中“提到175处以上的不同街道、建筑、教堂、酒馆、客栈、房屋、村庄、路标和州郡”，把伦敦及周边地区标志出来，令人身临其境。阅读这本书，如同穿行于城市蜿蜒曲折的街巷，和不计其数的穷人和市民一起经历生死患难。
二
《瘟疫年纪事》是笛福创作的一部小说，并非发自第一线的报道。伦敦爆发瘟疫那年，笛福只有5岁，对灾情谈不上有详细的记忆。他写成此书出版时，那场灾难已过去半个世纪。伦敦的中世纪木结构房屋，在1666年的大火灾中付之一炬，早已被砖石房屋所取代。读者打开这本书，多半是把它当做历史读物，甚至是当做“真实的回忆录”。事实上，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样，这是一个“机巧的艺术品”（a cunning work of art），其栩栩如生的描述主要是出于笛福的想象。
笛福为何要写这样一本书？为何将它做成虚构的回忆录形式？
英国作家安东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曾为该书1966年企鹅版撰写导言，认为笛福不管是作为小说家还是新闻记者，他都丢不开这个题材。1720年，马赛刚好爆发瘟疫，英国报纸对此反响较大，由于当年的瘟疫就是从荷兰传来，人们难免提心吊胆，生怕英格兰再次遭到侵袭；作为新闻记者，笛福善于捕捉热门话题，也总是选择热门话题创作小说；而以瘟疫题材创作一部小说，可以利用公众想象处理私人经验，将他童年的混沌经验组织成形，因此作为小说家，他也会对这个题材感兴趣。至于这篇小说所采取的形式，安东尼?伯吉斯认为，作者是故意让它读来像一篇真实回忆录；在若干种参考书的基础上，他想再写一部像《鲁滨逊漂流记》那样广为流行的小说。
但是读者看到，《瘟疫年纪事》既无主角也无情节，读来不像一部小说。以文学史衡量，“伊丽莎白时代以来的作家，包括像理查德森那样的流行小说家，行文讲究典故暗示，显示古典文化修养，操纵人物和情节如同木偶剧大师，可谓是高度自觉，相比之下，笛福的小说显得缺乏艺术性，语言也不够雅驯”。该书2003年企鹅版编辑辛西娅?沃尔（Cynthia Wall），在其《导言》中也说到，“这个作品因其显而易见的东拉西扯，因其‘非线性’情节而经常遭受批评；作者往往是一个故事还没有讲完，就开始讲另一个故事，然后回过头来做补充叙述，而那些层出不穷的离题话无疑是分散了读者的注意力。”辛西娅?沃尔把《瘟疫年纪事》的写作形式归结为“介于长篇小说、死亡警告书（a memento mori）和自助读物之间的杂交类型”，认为这是笛福讲述故事的一种模式。
说笛福的叙事缺乏组织，有点东拉西扯，也不算是一种苛评。书中评议伦敦市政府将房屋关闭起来的政策，大有重复累赘之嫌；有关“三人行”的叙述，原文中间隔了五十多页，差点让人以为没了下文；叙事人屡屡交代“……这一点我稍后会详细讲到的”，有时也像是遗忘了似的并未兑现诺言……这种行文倒是适合一个“伦敦鞍具商”的私人札记，有点东拉西扯也无伤大雅。值得注意的是那个“非国教教徒”的观察视角。
丹尼尔?笛福作为非国教教徒，某种意义上讲，这个身份比小说家和新闻记者重要。安东尼?伯吉斯的《导言》用相当篇幅谈这个问题。他说笛福的父亲是一名脂烛商人，既不属于有钱人也不属于地主阶级；身为长老会成员，与复辟的君主政体和英国国教势不两立，其信仰受到外部世界威胁；因此努力工作，从《圣经》中汲取力量，并把这两点基本的生活态度传给儿子。童年的笛福抄写《圣经》，后在长老会的学校读书，接受的不是牛津、剑桥的古典教育，而是偏于现代语言和科学。斯威夫特曾把笛福说成是“一个大字不识的人，他的名字我忘记了”，——语气轻蔑得很。笛福的兴趣的确是偏向于实际；他对政治比对神学感兴趣，而他最感兴趣的还是现世成功。安东尼?伯吉斯指出：“笛福在《纪事》中把他成年后的身份——非国教教徒、商人、业余作家——派给了笔下的叙事人，让这个角色出现在他童年的世界里，以成人的控制力处理他儿时的可怕经历。”
书中名叫H.F.的叙事人，伦敦小有资产的鞍具商，把性命托付给上帝，独自留在瘟疫蔓延的城市，把他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他说写作此书的宗旨是要给后人留下一份“备忘录”，万一再有类似的灾难发生，也好给人提供指导。他把瘟疫看做是“上帝的复仇”，把自己的侥幸存活视为“上帝的赐福”，活脱脱一副非国教教徒口吻。和笛福父亲一样，叙事人被他内在的宗教情感支配，认为自己是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充当上帝的“复仇”和“赐福”的见证人。因此，阅读瘟疫有时也等于是在阅读上帝的“征象”（signs），——生与死、征兆和启示、毁灭和救赎……离开对“征象”的理解，这个世界是不完整的。可以说，正是这种对“征象”的潜心阅读，而非通常所谓的客观记录，构成此书叙述的视角。
乔治?奥威尔谈到英国清教传统时说，清教徒所属的阶级“在政治上没有权力”；“对这个阶层的人来说，政府不是意味着干预，就是意味着迫害”，“因此，这个阶级缺少服务公众的传统，对社会也殊属无用”；“他们从个人成功的角度看待一切，几乎没有任何社会意识”。这是奥威尔在评论狄更斯的那篇文章里下的结论。
说英国清教徒“几乎没有任何社会意识”，这是言之过甚了，但是我们看到，《纪事》中的叙事人谈到自己被任命为教区检查员时，他是如何竭力抗拒政府的任命，——既不愿承担检查员一职的风险，也不赞同将房屋关闭起来的政策，并且毫不讳言他个人的权利和福祉，从这个细节看，奥威尔的说法是有点道理的。功利思想和现代个体主义，在笛福笔下确实是表现得很鲜明了，而这些思想的表达倒也是合乎情理，而且是诚恳的，是一个真实的声音在说话，——没有一点迂腐和怯弱。
笛福以非国教教徒的立场组织材料和叙事，也是以现代小说家的精神进行想象和观察。从H.F.这个叙事人身上，我们时时能够读出和笛福非常接近的精神气质，即，政治上受压制的流亡状态，抗拒主流和权威的态度，对现世利益的浓厚兴趣，对死亡和恐惧的好奇心，……这些都渗透在叙述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正直的教徒，新教传统中那类富于激情的“小先知”和“道德家”，生来是要教训人的，要在不屈不挠的布道中匡扶世道人心；同时我们也看到，此人万般顾惜自身福祉，是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和个人主义者，对于受到“赐福”不免有些沾沾自喜；他身上那种趋利避害的本能，其灵敏程度和一个金融投机分子差不多。叙事人的这个形象跃然纸上，实在也是不乏生动有趣。他让人想起《鲁滨逊漂流记》的主角，把当下的灾难当做上帝的“征象”阅读，在孤立的处境中靠宗教和反思的力量生活，而其诚挚孤独的反思给叙述注入一种活力。这种我们可以称之为“反思的戏剧性”的力量，推动《纪事》的叙述，使这部既无主角也无情节的小说，读来照样引人入胜，有着潜移默化的感染力。书中有关“三人行”（老兵、海员和小木匠）的叙述，算是最完整的一段故事了，也是十足的笛福写法，包含道德训诫的意图；那种乌托邦的光晕，凄凉而温暖的调子，构成此书美丽而不乏幽默的篇章。
......
约摸是1664年的九月头上，我在那些邻居中间，在平日的谈吐中听说，瘟疫又回到了荷兰；因为它在那儿非常猖獗了，尤其是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在1663年，他们说它被带到了那些地方，有些人说是从意大利，另一些人说是从列文特 ，夹在某些货物当中，而那些货物是由他们的土耳其舰队带回家乡 ；另一些人说它是从坎地亚 来的，另一些人说是从塞浦路斯。它从哪儿来的，这无关紧要，可是大家都赞成，它又来到了荷兰。
那些日子里我们还没有印刷的报纸这类东西，用来传播事情的流言和报道；并通过人类的发明得以增进，像我后来活着看到的那样习以为常。 但这一类东西是来自商人和其他海外通讯者的书信，然后从他们那里单靠嘴上传来传去才搜集到的；因此事情并没有像眼下这样，顷刻之间传遍全国。但事情好像是政府有了一份关于它的真相报告，还开了几次会，商议有何办法阻止它到来；但是一切都捂得非常严实。因此，这个流言又悄无声息，而人们开始把它遗忘，像是我们很不关心的一件事情，而我们希望它不是真的；直到十一月的最末几天，要不是在1664年的十二月初，这个时候有两个人，说是法国人，在朗埃克死于瘟疫，确切地说，是死在德鲁里胡同上头。他们所在那户人家，想方设法努力加以隐瞒，但由于在邻近一带的谈吐中已经走漏了一些风声，那些国务大臣知道了这件事。他们殷切询问此事，为了弄清真相，派两位内科医生和一位外科医生到那所房子里去，进行检查。他们这么做了；从两具死掉的尸体上面都发现了这种疫病的明显标记 ，于是他们当众表示意见，说他们是死于瘟疫：这之后被呈报给了教区执事，而他又将他们报告给本部；然后在每周的《死亡统计表》 上照通常的样式刊登，如下，
瘟疫2起。被传染教区1个。
人们对此表示了极大的关切，然后惊慌开始传遍了城里，还有更多地方，因为在1664年十二月的最后一周，又有一个人死在了同一所房子里，死于同样的瘟病：随后大约有六周时间我们又感到宽心了，那个时侯没有人带着传染病的记号死去，有人说，疫病消失了；可是从那以后，我想大概是在二月12日吧，又一个人死在了另一所房子里，但在同一个教区，而且是同一种死法。
这让人们的目光都大大地转向城里的那一头；而每周的《统计表》显示，圣迦尔斯教区葬礼的数目比以往有所增长，人们开始怀疑，瘟疫就发生在城里那一头的人中间；而且许多人已经死于瘟疫，尽管他们小心翼翼尽量瞒着不让公众知道：人们的头脑里却怎么都摆脱不了这种想法，而且很少有人想去穿越德鲁里胡同，或是其他有嫌疑的街道，除非他们有什么了不得的事务，逼着他们这么去做。
《统计表》的这种增长是这样的；在菲尔兹的圣迦尔斯教区，还有圣安德鲁的霍尔伯恩，一周葬礼数目通常是从12起到17起或19起，差不多各是寥寥无几；但从瘟疫最初在圣迦尔斯教区开始那个时候起，有人注意到，普通葬礼的数目是大大增加了。例如，
十二月二十七日到一月三日，圣迦尔斯——16
圣安德鲁——17
一月三日到十日，圣迦尔斯——12
圣安德鲁——25
一月十日到十七日，圣迦尔斯——18
圣安德鲁——18
一月十七日到二十四日，圣迦尔斯——23
圣安德鲁——16
一月二十四日到三十一日，圣迦尔斯——24
圣安德鲁——15
一月三十日到二月七日，圣迦尔斯——21
圣安德鲁——23
二月七日到十四日，圣迦尔斯——24
那个有一起是瘟疫。
《统计表》上相同的增长见之于圣布莱德斯那些教区，毗邻霍尔伯恩教区一侧，还有圣詹姆斯?克拉肯威尔教区，毗邻霍尔伯恩另一侧；两个教区每周的死亡人数，通常是4个到6个或8个，而在那个时候它们却增加了，如下。
十二月二十日到十二月二十七日，圣布莱德斯——0
圣詹姆斯——8
十二月二十七日到一月三日，圣布莱德斯——6
圣詹姆斯——9
一月三日到十日，圣布莱德斯——11
圣詹姆斯——7
一月十日到十七日，圣布莱德斯——12
圣詹姆斯——9
一月十七日到二十四日，圣布莱德斯——9
圣詹姆斯——15
一月二十四日到三十一日，圣布莱德斯——8
圣詹姆斯——12
一月三十一日到二月七日，圣布莱德斯——13
圣詹姆斯——5
二月七日到十四日，圣布莱德斯——12
圣詹姆斯——6
除此之外，人们是怀着极大的忧虑不安注意到，这几个星期里每周的《统计表》总体上增长了很多，虽说它是处在一年中的这样一个时期，那时候的《统计表》通常是相当温吞的。
一周《死亡统计表》中包含的葬礼通常的数目，大概是240起或240起左右到300起。后面这个统计数字让人觉得是相当之高了；但是在这之后我们发现《统计表》接连不断地在增长，如下。
增长
十二月二十日到二十七日，埋葬291，——
二十七日到一月三日，——349，——58
一月三日到十日，——394，——45
十日到十七日，——415，——21
十七日到二十四日，——474，——59
最近的这个统计数字着实是吓人一跳，高于前次1656年的天灾以来一周内埋掉的已知数目。
不过，这一切又都销声匿迹了，然后天气确实是寒冷了，十二月开始的霜冻仍在持续，非常凛冽，甚至持续到差不多二月底，伴随阵阵刺骨而又减弱的寒风，《统计表》又下降了，然后城市变得健康起来，大家开始把这种险情视同结束；只有在圣迦尔斯，下葬的次数仍在持续走高：特别是在四月初它们保持每周25起，至18日到25日这一周，当时圣迦尔斯教区的葬礼有30起，那个有两起是瘟疫，有8起是斑疹伤寒，而这被看成是一回事儿；死于斑疹伤寒的数目整个也增长了，前一周是8起，而上面提到的这一周有12起。
这又让我们全都惊慌起来，人们都诚惶诚恐，尤其是眼下天气变了，变得越来越暖和，而夏天已经临近：不过，接下来这一周却好像又有些希望了，《统计表》是低的，而死人的数目总共不过是388个，瘟疫一个都没有，而斑疹伤寒只有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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