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经济指标（如GDP和GNP）不为人知的起源，视角独特；
探寻奴隶贸易及铁路和运河投资的美国“投资术”与经济指标演变的关系，回顾从道德统计到为一切定价的日常生活资本化历程，全景式地记述了美国经济史和资本主义发展史的关键片段；
援引诸多历史、经济、政治等领域史料记载，内容丰富；
行文通俗，叙事性较强，可读性十足，亦适合大众读者将其作为一本业余读物；
本书在2017年曾获美国历史学会莫里斯·D. 福克奇奖（The Morris D. Forkosch Prize）和美国思想史学会图书奖（Society for U.S. Intellectual History’s Best Book Award）。
译者序
本书是由以色列海法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美国研究项目主任伊莱·库克完成的。库克本科就读于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后到美国哈佛大学深造，2013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之后回到海法大学历史系任教，主要教授资本主义史、经济思想史、20世纪美国史以及消费者文化等。库克是一位专注于美国和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思想、文化和经济历史学家，他的这本书由哈佛大学出版社于2017年出版，旨在说明经济指标的崛起与美国资本主义的兴起密切相关，先后两次获得过美国思想史协会和《思想史研究》（th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颁发的思想史著作奖。
国内生产总值（GDP）是我们常用的经济指标，美国经济分析局（BEA）把GDP的产生誉为20世纪人类伟大的发明之一。作为人类文明的核心，尽管货币和市场已经存在了几千年，但是无论古希腊、古中国、中世纪欧洲还是北美殖民地，这些地区都不把货币收入或经济产出作为衡量居民幸福感的指标。GDP的产生体现了人类日常生活资本化的漫长过程，这一过程起源于17世纪英国的圈地运动和奴隶贸易，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二战后在全球得到广泛普及。
本书主要讲述货币是如何成为美国社会通用的衡量指标以及GDP是如何在美国诞生的。在美国建国初期，货币在18世纪末期和19世纪初期不是衡量美国进步的主要指标。如1791年联邦政府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为撰写《制造业报告》，曾要求各地征税员、农场主和企业主提供当地农场和工厂的生产力数据，但是他没有得到自己期望的价格数据，因为在美国早期，人们没有运用货币量化自己投入和产出的习惯。这一时期的奴隶无论年龄、性别以及身体健康状况如何，对他们的估值都一样。从殖民地时代到1840年，弗吉尼亚和联邦政府一直以不需要货币估价的定额税向奴隶征税。直到19世纪中叶以前，美国量化经济和社会进步程度的主要指标都还是犯罪、教育、疾病等道德统计数据。这一时期，南方和北方民众均引用这类数据证明自身制度的优越性。如美国北方的反奴隶制刊物《自由年鉴》指出，北方有更多的在校学生、学者、图书馆和大学。而南方政客约翰·卡尔霍恩为了证明北方反对奴隶制对黑人自身是有害的，声称北方监狱里每6个中就有1个精神和身体残障的黑人，而在南方监狱里每154个中才有1个。
19世纪中叶，资本主义的产生使得货币一跃成为美国通用的衡量指标。美国建国初期的前几十年，虽然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商业社会，但还不完全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其他社会的主要特征，除了市场之外，更重要的是资本投资行为。通过资本投资，自然资源、艺术作品、城市空间、教育机构、人口、土地等社会生活的基本元素都被转化（或者说“资本化”）为能产生利润的资产，能为投资者获取未来收益。美国这种资本化的运作方式直到19世纪中叶随着西部大开发、铁路和运河投资热潮以及奴隶贸易的兴起才出现。
资本化对经济指标的地位上升至关重要。随着资本主义的出现，美国南方和北方精英阶级都设法将他们的财富转化为新的可以获取收益的金融资产。北方主要选取地产或铁路领域进行资本投资，随着资本涌入，来自东海岸的新兴阶级开始崛起。比起道德统计指标，他们更在乎城镇的工业产出、人口增长、土地价格、劳动力成本、铁路交通、人均生产率等与资本收益密切相关的数据。与此同时，南方的资本投资主要通过奴隶贸易方式进行，他们在交易中会对奴隶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一个奴隶的价格不仅反映了他的生产力，还反映了他的身体和性格特征。奴隶开始被资本化了，被视作可流动的生产性资产，一个奴隶的价值变成了其未来收入流的函数。
随着美国镀金时代（1870年至1900年期间）和进步时代（19世纪90年代到1920年期间）企业兼并和工厂技术能力的增强，资本量化的影响从商业世界渗透到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在进步时代，金钱逻辑随处可见。如1910年1月30日，《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婴儿作为国家资产的价值：去年的产量总价值约为69.6亿美元”的文章，宣称：“一个8磅重的婴儿在出生时的价值是每磅362美元，这是一个孩子作为潜在财富生产者的价值。假定他可以活到正常寿命，除去养育他及作为成人的维持生存成本，他能额外生产出价值2900多美元的财富。”除估值婴儿外，这一时期，从普通感冒（一个职员每月21美元）等社会成本，到尼亚加拉大瀑布（每年1.225亿美元）等社会收益都被进行了估值。
这一时期，这种金钱至上的思维主要在以白人为主的资产阶级中引起共鸣，他们是股票、工厂、财富等资产的持有者，将雇员视作“赚钱机器”。但是，美国工人阶级对经济指标的兴起没有太大热情，他们认为人类的经验是无价的。虽然在镀金时代，一些工会成员和民粹主义者成功推动美国劳工统计局制定了一些不用于衡量经济增长或市场产出，而是用来衡量城市贫困、性别歧视、阶级流动等因素的指标，如贫困率、预期寿命、识字率等，但是在美国社会，总体来说还是资产阶级占据了主导地位。
为了应对日益增长的社会主义运动，一战前，洛克菲勒等人就开始构想成立一个私人资助的非营利研究机构，“通过公布事实，驳斥误导性和有害性的言论”来支持“这个国家的商业利益”。1920年，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在纽约市成立，并在当年发布了关于美国国民收入的份研究报告，认为美国的国民收入从1909年的2880万美元增长到了1918年的610亿美元。1934年，国家经济研究局的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发明了官方认可的国民生产总值（GNP）。
随着GDP/GNP的出现，货币逐渐成为美国社会越来越通用的衡量指标，它不仅是美国社会的中心，同时也是衡量一切事物的基准，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被置于个人福祉之前。这一转变改变了美国人对投资和商业的看法，对美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这意味着美国在政策、商业和日常生活等方面的默认立场，是评估国民个体是否作出了对经济发展的应有贡献，而不是考虑经济发展如何满足国民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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