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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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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讲好中国故事”，但如何才是“讲好”？怎样才是“中国”？此书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想文化研究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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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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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是全球化语境下中国国家建构和社会文化发生重要转型的时期，如何“叙述”中国成为关键议题。本书阐释和分析21世纪转型期的中国思想文化，探讨对象包括知识界的主要思潮、人文学科的代表性研究者及其主要成果思路、影视等大众文化中的主要现象。写法兼有思想文化评论和历史研究的特点，以“文明”为基本分析框架，对20-21世纪之交以来20余年间正在发生和进行中的思想文化实践进行观察，同时融入作者的评价和判断，以学术研究的方式展开探讨，借此召唤认识和阐释21世纪中国的自觉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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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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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桂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200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同年留校任教。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当代中国思想文化批评与中国女性文学研究，侧重关注当代中国文化主体性建构问题。出版著述《转折的时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人文学的想象力——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与文学问题》《“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女性文学与性别政治的变迁》《赵树理文学与乡土中国现代性》《书写“中国气派”——当代文学与民族形式建构》《时间的叠印——作为思想者的现当代作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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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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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序言：阐释转变的21世纪中国
一20年的变迁与写作
二当代中国研究的“第五本书”
三21世纪：中国如何作为问题
四“文明自觉”：整合与重构
五探索一种总体性的研究路径
上编思潮
第一章“文化自觉”与知识界的中国叙述
一作为一个表述群的“文化自觉”论
二重建历史连续性：“崛起”与中国叙述
三“多元一体”：国家与天下
四叙述：一种新的知识范式
五中国：四个被打开的理论问题
第二章“文明”论与21世纪中国
一“文明—国家”的崛起
二“文明”与“中国”
三文明的当代性：从过去探询未来
四中国与世界：文明史视野中的批判实践
第三章马年春晚的“中国梦”想象与文明史视野
一“中国梦”：博弈的场域
二春晚：最大的小舞台
三春晚与新民俗：文化的共同体性
四中国想象：国族、文明与国家
五“梦”的社会认同：国民、民生与“大同”
结语
第四章世纪末的历史救赎之路：解析“反右”书籍热
一缘起：历史记忆的重现
二1998年浮现的契机
三1980年代的文学书写
四重返创伤情境的迷离路径
五“新自由主义的神学”
第五章全球化与世纪之交的批判思想路径
一“导火索”：重新思考批判的前提
二“新左派”的展开及其不同面向
三全球化格局与中国改革的方向
四革命年代的遗产
五文艺实践和文化研究
结语
中编思想者
第六章打开当代文学历史的三种路径：读洪子诚
一当代文学研究的三个阶段
二文学史：问题与方法
三经典与阅读史
四材料注释中的历史观
第七章当代文学的自我批判与超越：读李陀
一“80年代人”与40年
二“破旧立新”的文学革命
三自我批判与重构现实
第八章“没有屋顶的房间”：读戴锦华
一越界的思想者
二跨越“语言学转型”
三敏锐的现实感和历史感
四登临新的学术平台
五“没有屋顶的房间”
第九章危机意识与知识分子主体的重建：读王晓明
一1990年代中国的危机意识
二“文化研究”与知识分子的主体重建
三批判的可能与限度
第十章以鲁迅为原理：读钱理群
一实践性的“鲁迅原理”
二批判的法则：“真的知识阶级”与左翼鲁迅
三“立人”的法则：国民教育与启蒙者鲁迅
第十一章大学教育与文学史传统：读陈平原
一从学术史到教育史
二教育史视野中的文学史
三文学教育与文学史传统的重构
四教育者的境界
第十二章“抒情传统”论述的文化政治及其启示：读王德威等
一“抒情传统”构建的文化政治诉求
二他者与自我的整体论框架
三抒情、革命、启蒙
四“抒情传统”论述的启示性
第十三章作为方法与政治的整体观：读汪晖
一总体性视野中的当代中国问题
二全球资本主义与现代性反思
三“形式主义的理论”与“实质的历史关系”
四政治化实践的内在视野
第十四章中国经验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读温铁军
一当代史叙述与中国经验
二城乡二元结构的普遍性与特殊性
三“普遍规律”及其超越的可能
第十五章激活历史经验与学术知识的力量：读刘复生
一“70后”与学术研究的主体性
二打开两个支点：“文学”与“当代史”
三越界或回到文学的原初
四解释学：方法论与世界观
第十六章文化前线的游击战士：读毛尖
一同龄人
二电视剧
三毛尖本色
四生命的原力
下编文化
第十七章重述当代史：《激情燃烧的岁月》与红色怀旧
引论《激情》及其反响
一新版主旋律：以“家庭老照片”连缀当代史
二“激情”：革命与爱情
三“父亲”的故事：父子、家国之间
结语暧昧的红色怀旧
第十八章“让世界看中国”：电影大片的国际化运作与国族叙事
一奥运会开幕式：“让世界看中国”
二中国大片：全球化与好莱坞化
三好莱坞的世界语法：“欲望的透视法”与“想象的乡愁”
四另一种民族寓言：阉割故事与震惊美学
五两种“和解”：江湖与朝廷、中国与亚洲
第十九章暧昧的遭遇战：《孔子》与传统文化认同
一电影《孔子》事件
二《孔子》PK《阿凡达》
三“归来的孔子”：国与民的扭结
第二十章“亲密的敌人”：谍战大片中的性别与国族
一穿越边界：《生死谍变》与《色·戒》
二新版《美人计》：亲密的敌人
三“交换女人”：女性、身体与国族认同
四边界内外：东亚后冷战情境中的历史与性别
结语“去政治化的政治”
第二十一章“秋月无边”：许鞍华电影的中国香港叙事与
中国认同
一许鞍华与中国香港电影
二冷战情境中的中国叙事
三北上与南归的变奏叙述格局
四中国经验的区域差异与文化认同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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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释转变的21世纪中国
本书尝试对21世纪中国思想文化中的重要现象与理论议题进行描述、分析和研究阐释。探讨对象涉及知识界的主要思潮、人文思想领域的代表性研究者及其主要成果思路、影视大众文化中的主要现象。内容较为宽泛，但论题非常集中，那就是自20、21世纪之交以来当代思想文化如何重新叙述中国。
21世纪是全球化语境下中国国家建构和社会文化发生重要转型与变化的时期。这一转型的阶段性起点，大致从1990年代后期开始。其时，知识界的分化与论争、影视文化的产业转型和不同学科领域的新思路的提出，都标志着中国思想文化开启了一个新的时段。经历20余年的发展变化，对于如何叙述21世纪的中国，无论思想议题、影视文化还是学科研究话语，都已形成了相对明晰的轮廓，学界对相关议题和历史脉络也开始了更为自觉的整理和分析。
本书从最初的构想开始，就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即记录和阐释21世纪转型的中国。虽然也有追踪、勾勒20年当代思想史文化史轮廓的基本诉求，但写作方式并不是一般性的历史研究，而是对正在发生中的思想文化实践进行观察，同时融入自己的评价和判断，以学术研究的方式来展开探讨。在大量当下的思想文化现象和思潮中捕捉到一些主题性的议题，进而努力把握较为全面的对象轮廓，在对核心文本进行深度解读的基础上，推进相关的理论话题，这种写法使得本书兼有思想文化评论和历史研究的特点。
全书写作的时间跨度较长，最早的一章完成于2000年，而最近的一章则写于2020年，可以说，这是一本与20年来中国思想文化变迁同时进行的书。由于这一原因，各章的内容、篇幅并不均衡。但这并不是一本一般性的论文集。因为总主题“重述中国”是我在不同时间段、讨论不同对象时反复思考的问题，并且何种对象能够进入我的分析视野也是有选择的，因而总体上具有专著的统一性。事实上，这是一本曾经设想可以不断延展的书。考虑到所讨论议题的阶段性轮廓已经明晰化，此时出版这本书也就有了必要性。
一20年的变迁与写作
最初有写作这样一本书的想法，始于2011年。那时，我刚刚完成《“文化自觉”与知识界的中国叙述》（本书第一章），设想围绕思想文化界如何重新描述和构建21世纪的中国认同问题，继续写一系列文章。加上此前和同时期完成的相关篇什，做成一本研究21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的专著。
产生这样的想法，是因为那时我开始明确意识到，如何叙述和构造21世纪中国认同问题，与1990年代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关注的主要是思想界和影视大众文化这两个领域。就思想界而言，当时人们普遍关注的还是“新左派”与“自由派”之争，但通过对“文化自觉”表述群的分析，我意识到仅仅用左右之争，已经无法描述中国知识界的前沿思想理论拓展了。实际上，如何理解和阐释21世纪全球格局中经济崛起的中国，从2005—2006年开始，已经形成了另一个广受瞩目的议题，即有关“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经验”等话题的讨论。这一首先从国际的政治、经济、文化界兴起，继而转入国内的话题，吸引了众多社会和文化力量的参与。
对“中国崛起”的指认，极大地改变了人们谈论中国问题和中国话题的方式。其中，费孝通于1990年代后期提出的“文化自觉”论，受到知识界前沿的很大关注，并经由甘阳、黄平等人的组织，形成了当时人文社科领域众多前沿学者参与的“中国文化论坛”的主要议题。而汪晖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2008）、《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2008）、《亚洲视野：中国历史的叙述》（2010），甘阳的《通三统》（2007）、《文明·国家·大学》（2012）、《政治哲人施特劳斯》（2003），王铭铭的《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1997）、《中间圈：“藏彝走廊”与人类学的再构思》（2008），潘维主编的《中国模式：解读人民共和国的60年》（2009），赵汀阳的《没有世界观的世界》（2003）、《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2005），韩毓海的《天下：江山走笔》（2006）、《五百年来谁著史》（2009）等诸多著作，都已经出版。我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密集阅读之后，完成了《“文化自觉”与知识界的中国叙述》一文。这篇文章将在不同学科领域展开的“文化自觉”论述，称为一个具有内在一致性的表述群，并通过对诸如“中国文化论坛”、汪晖的思想史研究、甘阳的政治哲学研究、王铭铭的人类学研究、赵汀阳的世界制度哲学研究以及韩毓海的世界史研究等的主要观点、分析思路、理论资源和研究诉求的分析，较为系统地探讨了知识界的中国叙述所发生的变化及其打开的理论视野。
《“文化自觉”与知识界的中国叙述》一文的写作完成，对我是一次高难度的挑战，也极大地拓展了我对中国问题的思考视野。在此前后的两三年时间里，知识界所谓“新左派”与“自由派”之争已经演变得越来越激烈。我也自觉不自觉地卷入其中，完成了《危机意识与知识分子的主体重建：读王晓明》（第九章，2009年）、《作为方法与政治的整体观：读汪晖》（第十三章，2010年）、《激活历史经验与社会知识的力量：读刘复生》（第十五章，2011年）、《全球化与世纪之交的批判思想路径》（第五章，2010年）等文章。写作的初衷本无意于卷入左右之争，而是希望以思想史的观察者身份，描述和记录中国知识界前沿话题的内在逻辑和问题意识的变化。但2000年之后因“长江读书奖”而引发的知识界撕裂，却使我感到极大的困扰，也希望通过自己的观察思考来寻求新的思想路径的可能性。我采取的是一个年轻学人可能采取的最温和的介入方式，那就是观察、倾听、理解、思考、阐释，先了解事件或议题的内容，知道人们在谈论什么、如何谈论，然后以思想史和学术史的方式加以整理分析，进而提出自己的看法。时隔多年以后，这些当年写下的文章，不仅是我作为一个当代中国研究者学术思考的推进，也可以视为记录和见证当代中国思想变迁的分析史料。
与此同时，我也在持续地关注和分析中国大众文化领域的主要现象和叙事变迁。如果说知识界思潮还主要局限于学术领域的话题的话，那么对电视连续剧、商业电影大片等大众文化现象的关注，则是我力图去了解大众社会的文化心理和政治（无）意识的主要途径。同样在2009—2011年间，我写作了《“让世界看中国”：电影大片的国际化运作与国族叙事》（第十八章，2009年）、《“亲密的敌人”：谍战大片中的性别与国族》（第二十章，2010年）、《暧昧的遭遇战：孔子与传统文化认同》（第十九章，2010年）等三篇文章。这些文章侧重讨论在后冷战/全球化的语境下，中国电影的产业机制转型和关于中国的叙事方式所发生的变化。一种被称为“中国大片”的商业电影制作模式开始成型，并在“中国崛起”的历史背景下，成为国际和国内文化市场认知中国、塑造中国形象的主要叙事形式。如果说我在《“文化自觉”与知识界的中国叙述》中指认出的是一种阐释中国的新的理论形态，那么，这些电影大片也在同一时间形成了一种新的中国叙事模式。两者所构建的中国形象，都具有跨越古今、统合内部历史断裂与多元构成的叙述诉求。这也是我在本书中尝试以“文明自觉”这一范畴去加以描述的内涵。
虽然本书的构想起源于2011年前后，但对书中涉及的主要问题的思考与写作，在时间上还要更早一些。这也是收入本书的另外三篇文章，即《世纪末的历史救赎之路：解析“反右”书籍热》（第四章，2000年）、《“没有屋顶的房间”：读戴锦华》（第八章，2000年）和《重述当代史：〈激情燃烧的岁月〉与红色怀旧》（第十七章，2003年）。从写作时间的相近可以看出，这属于另一个序列的文章。当时我正处在从读博士研究生到刚毕业当老师的这段时间，而从研究方法上来说，则是我对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这一批判性研究路径的尝试。我从一个中国当代文学专业的学生和研究者，部分地转向文化研究，获益于1990年代后期思想界特别是北大的知识氛围。此前，我的关注范围还是中国文学专业的学生普遍具有的学院内专业视野，正是文化研究（特别是戴锦华老师的影响）使我开始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自觉意识，那就是去关注和研究“身边的文化”，那些在当代中国人生活和精神中正在发生着的变化。基于这样的考虑，我写作了两篇文章，分别讨论当时图书市场上的热点——“反右”书籍和正在热播的电视连续剧《激情燃烧的岁月》，并且通过对戴锦华的解读，尝试去理解知识分子介入现实的批判性实践的可能性。
这三篇文章也是我突破文学的专业视野，把当代中国的思想文化作为自己自觉思考对象的研究起点。因此，在2011年的考虑中，就想着把它们和我在2011年前后完成的讨论知识界与大众文化的几篇文章放在一起，构成我即将完成的21世纪中国研究一书的内容。
但2011年10月，我得到了一次特殊的出国交流机会，到日本神户大学交换教学一年。身处异国获取研究资料的不便，加上日常生活感知上发生的变化，使得这一写作计划暂时中断。旅居日本的那段时光，我像游客也像田野调查者一样，带着我所关注的国族叙述问题，走遍了日本关西地区，完成了一本观察日本社会与文化的散文小册子《西日本时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那对我是一段难得的学术假期，也是一次寻求国际性参照并开阔视野的学术调整期，许多问题和思路开始重新聚集组合，但思考21世纪中国叙述这一基本问题却从未停止。也正是在日本的这段时间，我花费了较多时间研读日本当代政治、经济与文化史的书籍，特别集中系统地看了一批与日本战后史密切相关的海战电影。
2012年9月从日本回国后，因为当时正着手的一个课题项目急需完成，我的主要精力转向有关1940—1970年代中国文学民族形式问题的研究，直至2018年完成《书写“中国气派”——当代文学与民族形式建构》一书。我构想中的21世纪中国叙述问题，与《书写“中国气派”》这本书在研究主题上有直接关联，许多新的想法也同时实践在那本书的写作当中。虽然暂时分不出更多精力来完成21世纪中国研究这本书，但因为约稿、开会或关注问题的切近性，我又陆续完成了与21世纪相关的多篇文章。
这些文章基本写作于2015—2017年间。包括《马年春晚的“中国梦”想象与文明史视野》（第三章，2015年）、《中国经验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读温铁军》（第十四章，2015年）、《“抒情传统”论述的文化政治及其启示：读王德威等》（第十二章，2016年）、《“文明”论与21世纪中国》（第二章，2017年）。这四篇文章的写作，多是当时的兴趣或编辑朋友的约稿，但我一直有一种要接续2011年被打断的写作计划的想法。更重要的是，随着新的写作的开展，我发现，时隔四五年之后，我曾在《“文化自觉”与知识界的中国叙述》和《“让世界看中国”：电影大片的国际化运作与国族叙事》中关注的中国叙述问题，已经开始显露出越来越明晰的轮廓，一些基本诉求和问题意识开始表现为较稳定的理论议题和思考框架。特别是从“文化自觉”到“文明自觉”，是其中最值得关注的议题。在几年前的思想探索中，“文化自觉”还是一种指向并不那么明确的中国主体性诉求，而在这个时段，用沟通古今、打破传统与现代的二元框架的“文明（体）”来描述21世纪中国的特点，已成为知识界论述中国和大众文化理解中国形象的一种主要方式。这是我在2017年写作《“文明”论与21世纪中国》时试图加以明确的理论议题。并且，这种理解中国的方式，无论在中国影响最广泛的春晚舞台，还是在前沿学者的著述和思考中，都已得到明确表达。
因编辑朋友的多次敦促，2013年我写了一篇关于温铁军的《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1949—2009》的书评。分析这本探讨危机治理的经济史著作，在一些关注我的师友看来，这种跨学科似乎也跨得太远了。我关注《八次危机》的重点，是它如何从经济史的角度重新叙述当代中国史，特别是如何在城乡二元结构的历史视野中探讨经济危机的成因和解决方案。这些问题，对于我这样的关注当代中国历史与社会文化问题的研究者而言并不陌生，而且借助这种批判性的经济史研究成果，可以更为深入地反思当代文学与文化问题论述的基本前提。
可以说，正是对叙述中国这一总体性问题的关注，使我突破学科和专业限制的跨界思考成为可能；而意识到不同领域的代表性学者在这个总问题上似乎不约而同地形成了相近的“文明自觉”思路，则是我广泛阅读的基本动力。当时曾设想就费孝通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1999）、《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汪晖的《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2011），和陆续出版的新著如王铭铭的《超社会体系：文明与中国》（2015）、李零的《我们的中国》（2016）等，写作一个系列的评论文章。可惜因为时间、精力有限，这几篇书评都没有写出来，只将部分想法放到了《“文明”论与21世纪中国》一文中。与此同时，海外中国学界兴起的“抒情传统”论述，也在国内文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种打通古今区隔而在长时段视野中阐释中国文学传统的研究路径，也可以视为“文明自觉”的一种表现。这也是我写作《“抒情传统”论述的文化政治及其启示：读王德威等》这篇评论的原因。
回顾全书各章节的写作过程，如果将2000—2003年视为初始阶段，2009—2011年视为明确阶段，2015—2017年视为发展阶段，那么2018—2020年写作的另外六篇，则可以看作收尾阶段。这两年多时间，我又完成了几篇以个案形式分析学者（导演）的著作与研究思路的文章。这包括《当代文学的自我批判与超越：读李陀》（第七章，2018）、《以鲁迅为原理：读钱理群》（第十章，2018）、《大学教育与文学史传统：读陈平原》（第十一章，2019）、《打开当代文学历史的三种路径：读洪子诚》（第六章，2019）、《“秋月无边”：许鞍华电影的中国香港叙述与中国认同》（第二十一章，2019）、《文化前线的游击战士：读毛尖》（第十六章，2020）。写作的当时原本没有考虑把它们收入书中，但关注的问题始终与中国叙述相关，我对他们的理解也是在这个问题域中展开分析的。特别是考虑到研究思潮与文化现象，真正重要的其实是那些展开具体实践的“思想者”，正是他们的思考呈现出相关议题在怎样的研究脉络和学科背景下展开，又在何种意义上推进并复杂化了某些共同议题的深度和广度。因此，等到这些文章完成时，我将这些文章与此前完成的关于汪晖、温铁军、刘复生的评论文章一起，单独列成全书的第二编。
但是书稿的真正成型，还要等到2020年。
2020年，《书写“中国气派”——当代文学与民族形式建构》一书出版。同时我的另外两本书《“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和《转折的时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都获得了修订再版的机会。于是，有近两年的时间，我主要都在修订已完成的著作。这是一段回顾自己学术道路的时光，我开始全面整理自己的成长经历和学术研究，也有了将这本书整理出版的明确计划。
正是在这个整理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已大致完成了当代中国五个主要时段研究的五本书：第一本是我读博期间完成的《批评的增长与危机》（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研究的是1990年代的文学批评；第二本是2003年完成的《转折的时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2021年更名为《时间的叠印：作为思想者的现当代作家》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修订重版），研究的是1940—1950年代从现代文学向当代文学的转型期；第三本是2010年完成的《“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研究的是1980年代的文学思潮；第四本则是研究1940—1970年代的《书写“中国气派”：当代文学与民族形式建构》。而我关于21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的研究，应是这个序列的第五本书。把这五本书放在一起，我开始意识到自己多年的研究其实有一个持续的关注对象，那就是“当代中国”。探讨的问题和研究方式都在不断地变化，但“当代中国”这个核心对象和主题却是稳定的，就像一根轴线，串联起我多年来看似分散的研究。意识到这一点，我开始整理自己研究21世纪中国的多篇文章，发现这本我一直在计划中的书，其实已经基本完成，并且未曾远离最初规划的目标。
把当代中国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既是我一直在摸索和追求的个人研究风格，也与我所在的专业领域即中国当代文学有密切关系。中国当代文学这个专业方向的设立始于1970年代后期，但关于当代中国文学的研究却是自1940年代后期当代文学发生期就同步展开了。当代文学实践的推进和展开，不仅包括文学创作即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同时也与文学史研究、文学评论、文学理论的探讨紧密关联。这个最具当下性的开放性专业方向，既是中国文学研究整体学科建制中的一个方向，也是一个不断地突破文学的边界而直接介入当下思想文化的研究场域。文学问题的讨论始终是与中国问题的研究重叠在一起的。当代文学这种前沿性，使得相关研究常常突破了纯文学学科的规范性约束，而成为回应当下思想文化问题的活跃的“实验场”。
我对当代文学不同时段的研究，一直尝试着在一种跨学科、跨专业的视野中探讨文学问题，并将“当代中国”视为自己研究的真正对象。在这样的意义上，文学是基本的研究媒介和主要依据，而不是最终目标。《批评的增长与危机》研究1990年代文学批评，但考察的是批评实践如何回应1980—1990年代的历史转型、“人文精神”论争中立场和价值认同的分化、文学的边缘化与文化研究的提出、文学史研究中思想命题的推进；《时间的叠印》处理1940—1950年代转型期的五个作家个案和五组思想史命题，关注的是大转折时期不同作家的选择，文学家作为思想者的生命实践方式，以及由此呈现的宏观历史图景；《“新启蒙”知识档案》探讨1980年代六个文学（文化）思潮，希望通过知识社会学的整体性考察，呈现当代中国后40年的主流知识体制如何成型；《书写“中国气派”》重点分析1940—1970年代当代文学六个（组）经典塑造民族形式的具体路径，但关注的问题则是社会主义中国的文学实践如何转化民族资源并塑造其主体性。把文学问题和作家的创作实践放在思想史视野中展开分析，曾是我提出“人文学的想象力”的基本想法。因此，文学从来不是文学自身，而是一种当代中国自我表述的实践形态。
中国学术体制中并不存在“中国研究”这一分类。在“二战”后海外学科分类中，“中国研究”一方面是从传统的“汉学研究”转化而来，另一方面则与战后美国学院新设立的“区域研究”关系密切。欧美及日本等的“汉学研究”更强调的是古典中国研究，对现当代中国的关注并不多，因此称其为“汉学研究”还是“中国研究”实际上也涉及研究中国的时段转移。而在战后美国学术体制中得到命名的“区域研究”，显然与冷战体制及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版图密切相关。在这种区域研究视野中，“中国研究”仅仅是“东亚研究”的一部分。我所理解的当代中国研究，并不是要接续这样的国际学术分类，而是与1990年代以来知识界为回应中国问题而提出的前沿性研究路径相关。这种研究的两个特点，其一是将当代中国作为整体性的研究对象，这意味着打破单一国别、专业研究的界限，而形成一种跨学科、跨国别、跨区域的整合性研究视野；其二是从中国的主体性视野出发重新理解中国与世界，这意味着并不将“中国问题”视为“世界问题”的某一地方性研究，而是注重问题提出的中国语境和历史脉络，并立足中国而重新理解世界。当代中国研究以“中国问题”为研究对象和讨论场域，在这一问题域中，基于不同国别、不同学科的专业研究可以获得对话和交流的空间，从而共同推进对中国问题的思考。
这是我所理解的“中国研究”，也是我一直在尝试和摸索的一种研究风格。在既有的学科分类体制中，这种研究诉求和风格并不容易获得清晰的定位。两个需要突破的主要体制性区隔，一是国别文学研究，一是学科与艺术分类体制。但在我的理解中，强调要从“中国问题”的整体性视野中展开研究，与专业体制并不完全构成对立关系。可以说，如果缺少必要的国别文学研究和艺术分类研究的专业基础，想要将“中国研究”推向深入，也将是困难的。其中的关键，不在于国别与世界、文学（或他种艺术分类）与中国的二元对立，而在于研究者是否既具有一种整体性的研究视野，同时也具备专业性研究的基础和能力。整体性视野和专业性研究能力这两方面的结合，才能使“中国研究”兼具广度和深度。
宽泛地说，只要关注与研究当代中国，就需要借助文学、艺术、思想、文化等诸多表述媒介。自1980年代以来，人们越来越强调“媒介自觉”和叙事媒介研究的专业化特点，但这种专业化探讨始终离不开对中国的关注。差别只在于，对于何谓中国，对于作为一个整体性对象的中国本身是否有着反思性的理论自觉。我开始有意识地将当代中国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和问题对象，受到1990年代求学期间整个知识界前沿研究的极大影响。正是当时知识界的诸多论争，包括“后新时期”的转型、“人文精神论争”、“新左派”与“自由派”的论战等，使得总体性地思考“中国向何处去”这样的大问题变成了共同的意识。这也使得人们难以仅仅在专业范围内讨论问题，而需要对中国社会现状及其可能的发展方向做出自觉或不自觉的考量。
事实上，在凸显“转型”“断裂”“变革”等阶段性特点的同时，就已经包含了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总体性判断。我对当代中国五个主要阶段的分期研究，也是建立在这种总体性理解的基础上的。回过头来看，当代中国似乎频繁地处于“转折期”，1940、1950年代之交，1970、1980年代之交，1980、1990年代之交乃至20、21世纪之交，中国社会与文化都发生了明显的转型与变化。这使得将当代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性的谈论对象，首先是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但同时，如果缺少对当代中国的总体性意识，这些转折和变化的具体内涵也难以得到清晰描述。事实上，每一次对“转型”的界定和分断，都源于一种“新时期”的当代性诉求。在这一意义上，克罗齐的名言“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的确切含义是，缺少对当代性的认识和理解，人们就无法书写“历史”。
而我对当代中国五个时段的专题性研究，可以说始于1990年代的当代性意识。当时，如何看待1980—1990年代之交的转型和1990年代发生的变化是一个关键问题，知识界的诸多分化和争论也都建立在这一历史判断之上。就我的历史经验而言，正因为意识到1990年代中国社会发生的重要变化，如何重新理解1980年代、如何看待1940—1950年代的重要转型，尤其是如何重新阐释和评价1950—1970年代历史与文学，才成为可以也应该探讨的问题。这种关于当代中国的分段研究，一方面需要对研究者置身的当代性处境有自觉的历史认知和判断，另一方面也需要反思并超越此前对这些时段所形成的主流历史评价方式。已经形成的主流判断，主要是后一时期为确立自身的合法性而对前一时期的选择性评价。例如1980年代研究界如何叙述1940—1950年代转型，如何阐释1950—1970年代的历史与文学实践，论述方式都有意无意地立足于确立和维护“新时期”和“新启蒙”的合法性。在这种历史意识中，启蒙与革命、传统与现代、文学与政治等构成了一种二元对立式的选择。正是意识到1990年代以来的社会变化及其新的历史意识，超越1980年代的新启蒙知识体制而重新阐释当代中国这种研究实践才成为可能。
回过头来看，迄今我的所有研究存在着一个“90年代原点”，也就是说我关于当代中国不同时段的研究，都有意无意地建立在1990年代形成的历史意识的基础上。1990年代是“70后”这一代研究者的求学时期，也是我们的学术青春期，当时的知识氛围和社会历史结构塑造了我们最基本的学术谱系和精神气质。意识到这一点，也就深刻地意识到人如何生活在历史中，我们作为个体如何被历史所塑造。所谓“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学术”，大约指的是这样的情形。本书第二编收入了我对刘复生、毛尖这两位同龄人的学术思想评价，也大致呈现出了这样的理解。但是，当代性的社会历史结构是处在变迁发展之中的，“历史中的人”如何反思性地认识历史进而介入时代实践之中，才是代际主体性的真正表现。所谓“90年代原点”的独特性在于，一方面人们的精神状态仍旧处在1980年代的浪漫主义余绪中，另一方面又意识到1980年代塑造的“新启蒙”知识体制已经开始失效。构成整个20世纪中国基本认知框架的中与西、古与今、左与右、保守与激进等，都汇聚于1990年代的话语场中，在相互分化、辩驳乃至论战中深化展开。可以说这是一个曾经的主流话语失语、失序的时期，是一个略显混乱因而开放的蕴含着多种可能性的时期，也是一个新的思想路径在摸索中逐渐成型的时期。
本书所描述、勾勒和阐释的思潮、议题和现象，事实上都是从1990年代生长出来，进而在21世纪逐渐成型并稳定下来。正如前文提到的，这些从1990年代出发的思想文化探索，经历二十余年的发展，已经逐渐显露出相对稳定的轮廓。这或许也意味着“绵延的90年代”终于结束，而21世纪中国也开始显露出自身的阶段性特点。因此，当“90年代原点”获得指认的时候，对我而言，也意味着我终于远离了1990年代，而获得了对于21世纪中国更为自觉的认知。这本书的意义不仅在于记录和呈现了20余年来中国思想文化变迁的轨迹，也可以作为我从1990年代出发，观察、分析和阐释当代中国的思考见证。
这本书的写作过程，实际上是与我迄今的主要学术研究同时进行的。因此，这“第五本书”不是研究当代中国最新时段的最后一本，而是“四 一”本书，即这本书构成了前四本书写作的思想底色、问题意识和当代性出发点。在前四本书中，尽管研究的对象是当代中国，但我的思考层次存在着一个向前推进的过程。《批评的增长与危机》主要关注的还是文学批评话语的形态，我作为研究者是与我所研究的对象站在同一位置的。到了《时间的叠印》一书中，我开始有意识地关注知识群体的整体面貌，以及由作家们的创作实践而呈现的“立体的文学史”图景。将“中国”作为一个自觉的思考场域和对象，明确地表现在《“新启蒙”知识档案》一书对“80年代”“中国”“文化”这三个关键概念的反思中，六个文学思潮的知识社会学考察也是放在“80年代中国”这一地缘政治主体与文化空间格局中展开的。在2018年完成的《书写“中国气派”》中，我则开始更直接地讨论“中国形式”如何通过文学实践而得以呈现和表达。可以说，我对“中国”的关注，经历了从“中国的（批评或作家）”到“中国空间”再到“中国形式”的重心转移。本书的写作一直贯穿于我此前几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只不过前者将研究的对象放在1940—1990年代的中国，而这本书探讨正在展开中的21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实践。并且本书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直接把“何为中国”、如何重新叙述中国，作为关注的主题和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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