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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追寻俄国知识分子的源起，重走俄罗斯文明的转型之路
史学写作的典范，“华沙思想史学派”代表作，欧美史学专业课本。
传统与现代、俄国与西方、民粹与马克思主义，一己之力写尽俄国历史上的思想交锋与路径挣扎
俄罗斯文学研究会会长刘文飞移译，华东师范大学政治思想史学者刘擎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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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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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欧洲思想史为镜鉴，全景式地介绍了从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到20世纪初共百余年的俄国思想发展的历史进程。在作者看来，俄国的18世纪和19世纪构成了一个具有鲜明特征的文化时代，便于人们将它视为一个结构整体。正是在这一时代，作为一个群体的知识分子在俄国出现，他们关于俄国命运、关于自身使命等问题的思考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他们围绕着传统与现代、俄国与西方、民粹与马克思主义等主要轴线的思考，呈现出俄国思想家对西方思想的接受和驳斥的过程，也有助于建构整个欧洲思想史的发展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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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作者简介
安杰伊·瓦利茨基（1930—2020），波兰历史学家，曾执教于美国圣母大学，专攻俄国哲学史、波兰哲学史和社会政治哲学。他是“华沙思想史学派”的代表人物。1998年，他因在俄国和波兰的文化与社会史研究，以及19世纪欧洲文化研究方面所做出的贡献，荣获巴尔赞奖。
译者简介
刘文飞，首都师范大学燕京人文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人文社科学部主任，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副会长。有《普希金诗选》《抒情诗的呼吸：一九二六年书信》《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悲伤与理智》《俄国文学史》《茨维塔耶娃诗选》《读与被读》等著译作七十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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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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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译者前言
英文版序
波兰文原版序
第一章 启蒙主义思想潮流
第二章 俄国启蒙运动的高潮：亚历山大·拉季舍夫
第三章 贵族保守派与贵族革命派
第四章 19世纪初的反启蒙主义思潮
第五章 彼得·恰达耶夫
第六章 斯拉夫派
第七章 俄国的黑格尔主义者：从“与现实和解”到“行动哲学”
第八章 别林斯基与西方主义诸类型
第九章 彼得拉舍夫斯基派
第十章 “俄国式社会主义”之起源
第十一章 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与1860年代“启蒙者”
第十二章 民粹派的意识形态
第十三章 无政府主义
第十四章 改革后的保守意识形态
第十五章 两位先知作家
第十六章 实证主义诸类型
第十七章 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与形而上学唯心主义
第十八章 从民粹主义到马克思主义
人名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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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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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版序
此书系在波兰写成，是本人约20年间俄国思想史研究的最终结果。就某种程度而言，此书不仅是我个人努力之产物，也是波兰的哲学史家、社会思想史家以及波兰的俄国文学史家积极的思想交流之结果。我对俄国思想的兴趣源于我许多同胞所共有的一个意识，即对俄国文化感同身受的理解对于波兰人而言至关重要。我十分感激此书背后的这一波兰传统。尽管有这样一个广为流传的看法，即波兰人似乎对俄国的一切均抱有敌意，但是，甚至在被分裂的波兰也仍有一些学者和作家对俄国知识分子的伟大传统心怀感激，甚至赞赏有加，他们认为其任务即在俄国和波兰之间构建起思想的桥梁，或更具雄心，在俄国和西方之间构建起思想的桥梁。仅需举出这些事例：最早的俄国革命运动史著之一就出自波兰的马克思主义者路德维希·库利奇茨基之手（此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同类著作中首屈一指）；20 世纪初最有影响的波兰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斯坦尼斯拉夫·布尔热佐夫斯基写出了第一部歌颂“民意党”英雄以及俄国民粹主义思想传统的历史小说；最后，波兰天主教哲学家玛里安·兹德齐霍夫斯基是欧洲最早充分意识到俄国宗教哲学之重要性的人士之一（与捷克哲学家和政治家托马斯·马萨里克同时）。当我在巨变的历史背景下开始我的俄国思想史研究时，此处提及的前两位作者曾对我的想象和思维产生了重大影响。
说了这些，我仍很乐意补充一句，即此书也是我经常访问英国和美国的产物。我与英国和美国学者的联系究竟起过什么作用，这很难定义，但如果没有这些联系，此书一定不会是如今这样。在英译本序言中，我觉得这一事实应得到充分认可。
在我的第一本书出版后不久，我获得福特奖学金，在英国和美国进修一年。我的第一站是牛津，在那里我遇见以赛亚·伯林爵士，他对我的想法表现出真正兴趣，并积极鼓励我承担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撰写一本关于19世纪俄国斯拉夫派和西方派对峙的详尽专著。之后不久我来到美国，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些虽然年轻，却已崭露头角的研究俄国思想史的美国专家（如理查德·派普斯、乔治·比灵顿、马丁·玛利亚、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乔治·克莱恩等人）中间，他们花费很多时间与我交谈，与我一样意识到了我们共同的研究领域之重要性。俄国思想史在当时的美国（1960）成为一个时髦研究课题，原因显而易见：如同在波兰，这种日益增长的兴趣首先是美国知识分子不断强化的一种意识之表达，即关于苏维埃俄国的更深入认识和理解对于美国而言至关重要，而这样一种理解的关键之一，则只能通过对俄罗斯民族的思想传记之研究去发现。和我的美国同事一样，我有幸与自俄国来到美国的老一辈学者中的一些杰出代表讨论我的想法，如罗曼·雅各布森、亚历山大·格尔申克隆、皮杰里姆·索罗金、格奥尔基·弗洛罗夫斯基神父以及鲍里斯·尼古拉耶夫斯基。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我有机会做了我的第一次英文演讲。与此同时，我完成了对俄国斯拉夫派进行阐释的第一项研究，这项研究后来在我的《斯拉夫派之争》一书中得到扩展。
稍后几年，我在牛津大学全灵学院获得极有成效的访问奖学金（1966—1967年暨1973年秋季），这使我得以扩展与英国学者的联系。1976 年冬春季，我在斯坦福大学任客座教授。我作为克拉特历史学客座教授在斯坦福大学的逗留，使我又得以结识许多美国朋友（在此我首先想提及的是特伦斯·埃蒙斯教授），我还赢得一个宝贵机会，获得了面对美国学生的教学体验。作为这一体验之结果，我得出结论，即此书可在美国和其他英语国家被用作一本俄国思想史的指南。
启蒙主义思想在俄国出现的条件于数十年间逐渐发生着变化。这一进程虽发端于彼得大帝的改革和俄国的强制西化，但历史学家仍认为，启蒙运动直到 18 世纪下半叶，即叶卡捷琳娜二世在位（1762—1796）初年方才开始。
彼得改革的主要目的，是俄罗斯国家最迅速、最有效的军事现代化和技术现代化。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言，18世纪上半叶杰出领袖们对启蒙运动的态度是“着眼于启蒙运动直接的、实际的利益”。他们未曾料到，政治和社会制度或也需要进行彻底改革。他们对独裁制度的“摩西遗训”深信不疑，认为它富有文明的使命，能够唤醒国家，引导国家走向启蒙和进步。就连伟大的俄国科学家、诗人、文学理论家和莫斯科大学的创始人米哈伊尔·罗蒙诺索夫（1711—1765），亦持同样信念。
然而在叶卡捷琳娜在位期间，某种类似独立的公众舆论的东西开始出现，它有异于开明的宫廷人士所持的观点。此时对西化的社会效果和道德效果以及西化的未来前景进行评估，时机似已成熟。如今人们对道德问题更为敏感，这使得人们对现实更具批判眼光，对眼下的恶有更广泛的认识。反省的进程一旦开始，人们便会在那些由社会制度和政府权威所奠定的、之前貌似确凿无疑的原则中寻找恶的根源。现代的政治反对派由此现身，这自然会削减“开明的”独裁政权的改革热情，而由此导致的镇压反过来又强化了当局和国家知识精英之间日趋激烈的冲突。
在这一进程中，法国启蒙主义哲学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哲学在叶卡捷琳娜二世在位期间盛行于俄国。俄国启蒙运动事实上成熟于法国启蒙思想所造就的氛围，其中包括法国启蒙思想对于各种被盲目接受的传统和社会制度所持的批判态度，我们后面将看到，就连那些启蒙运动最坚定的敌人也曾受到这一氛围之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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