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1939年出生于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父亲卡尔·E. 阿特伍德（Carl E. Atwood）是一位森林昆虫学家。由于父亲的工作关系，阿特伍德的孩提时代大多在魁北克北部的丛林里度过，并经常往返于渥太华与多伦多之间。也正因为如此，阿特伍德直到8年级才有机会接受全日制教育，但她很小便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文学作品，包括《格林童话》（Grimm’s Fairy Tales）、加拿大动物故事、推理小说以及连环漫画。大量的阅读在潜移默化中培养了阿特伍德的文学素养，她也不再仅仅满足于被动地接受，而是尝试将自己丰富的想象诉诸笔端。阿特伍德从6岁起便着手写剧本和诗歌，到16岁时，她意识到自己想成为一名专业作家，便于1957年申请进入多伦多大学的维多利亚学院学习，师从文学大师杰·麦克弗森（Jay Macpherson）和文化批评家诺斯罗普·弗莱（Northrop Frye）教授。在大学期间，阿特伍德积极撰写诗歌和论文，发表在学院的文学期刊《维多利亚学报》（Acta Victoriana）上。
1961年，阿特伍德大学毕业，并于当年出版由自己设计并排版的诗集《双面普西芬尼》（Double Persephone），获得“E.J. 普莱特奖”（E.J. Pratt Medal），开始在文学领域崭露头角。一年之后，她在哈佛大学拉德克利夫学院获得硕士学位，接下来的两年，她继续留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研究“英国玄学派罗曼司”，却并未完成学业。此时的阿特伍德发现自己并不适合做一名批评家，于是把全部精力投入文学创作。1964年，诗集《圆圈游戏》（The Circle Game）问世，获得1966年加拿大最高文学奖项“总督奖”（Governor General’s Award），从此奠定了她在文坛的地位。此后，阿特伍德一发不可收，除了诗歌，她还涉足小说（长篇和短篇）、散文、剧本（歌剧剧本和电视剧本）、儿童文学和评论等领域，获得了除诺贝尔文学奖之外的诸多文学奖项，被尊为“加拿大文学女王”。如今，已经85岁高龄的阿特伍德仍然没有停止创作的步伐，不仅时有佳作问世，还积极参与各种社交活动。2017年，全美书评人协会奖（The National Book Critics Circle Award）评委会将“伊凡·桑德罗夫终身成就奖”（Ivan Sandrof Lifetime Achievement Award）颁给阿特伍德，以表彰她对文学的杰出贡献。2019年被《环球邮报》（Globe and Mail）称作“阿特伍德峰年”：她凭借小说《证言》（The Testaments）获得了布克奖，并因在文学上的突出成就被英国女王授予“荣誉勋爵”封号，在温莎城堡参加了授勋仪式。除此之外，她在这一年还获得了加拿大“年度艺术家”称号以及加拿大皇家学会在多伦多颁发的洛恩·皮尔斯勋章，并在纽约林肯中心举行的年度魅力女性颁奖典礼上获终身成就奖。2024年，阿特伍德又因在神话、奇幻和推想小说领域的成就获得了国际安徒生文学奖。
阿特伍德的文学创作道路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每个阶段的作品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烙痕。阿特伍德初入文坛之时恰是加拿大民族文化风起云涌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加拿大正在努力寻求并建立自己的民族身份，试图摆脱英法殖民地的历史影响以及超级大国美国的经济和文化威胁。与此同时，北美掀起了第二波女性主义浪潮，西蒙·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的《第二性》（The Second Sex， 1949）和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的《女性的奥秘》（The Mystique of Female， 1960）对年轻的阿特伍德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一时期的阿特伍德作品兼具了后殖民和女性主义的双重视角。在诗集《苏珊娜·穆迪日志》（The Journals of Susanna Moodie， 1970），小说《可以吃的女人》（The Edible Woman， 1969）、《浮现》（Surfacing， 1972）和《神谕女士》（Lady Oracle， 1976），以及论著《生存：加拿大文学主题指南》（Survival: A Thematic Guide to Canadian Literature， 1972，简称《生存》）中，阿特伍德谈及了加拿大独特的民族传统、加拿大作为后殖民国家所面临的困境以及女性在父权社会中受到的压迫等与时俱进的社会问题。
21世纪是科技文明飞速发展的时期，信息技术不断更迭，生物技术变革频繁，各种新材料层出不穷……一方面是科学技术带来的福音，另一方面人类却要面对污染、资源枯竭和全球变暖等环境问题。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阿特伍德便开始关注环境保护话题，并在多部作品中揭示了工业社会对技术的滥用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全球生态系统的破坏性影响。在进入21世纪之后，阿特伍德的生态环保题材更加多样，视野更为开阔。她在这一阶段的作品大多以反思科技文明为主：一方面继续探讨相对传统的主题，如滥用科技造成的生态灾难，对反生态的科技发展做出批判；另一方面更着重于展示基因技术和生物工程导致的科技伦理问题。《疯癫亚当三部曲》——《羚羊与秧鸡》（Oryx and Crake， 2003）、《洪水之年》（The Year of the Flood， 2009）和《疯癫亚当》（MaddAddam， 2013）——通过描写一场灭绝人类的大灾变，敦促人们思考“当今科学在生物工程、克隆、组织再生和农业杂交等方面的新进展……是否超出了限度走向疯狂”。在小说《最后死亡的是心脏》（The Heart Goes Last， 2015）中，阿特伍德则通过对性爱机器人的刻画，揭示了人工智能所造成的伦理问题：“这种技术是否有可能过了头，脱离了伦理道德控制下的理性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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