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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中国历代经典宝库：帝王的镜子·资治通鉴》分为三部分：上篇介述《资治通鉴》主要编修者司马光、刘攽、刘恕和范祖禹的生平及其志业，简叙《资治通鉴》编修的缘起、意义、结构与实际工作的概况。
下篇则是选择《资治通鉴》所述的内容，依照原书周、秦、汉、魏诸纪的次序，做扼要的介述和讨论。每一专题即成一节，原则上分就司马光的选择观点、叙述方式、评论意见等，加以介述。
最后部分则是结语，交代了一些在前面两部分不便介述的事情，也将前二部分的某些问题做一综合解释，协助读者对《资治通鉴》全书做综合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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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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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家骥，祖籍广东，现居台湾，文学博士。专长中国中古（魏晋至隋唐）史，为《中国中古史研究》创刊人兼总编辑（2002年迄今）。曾发表论文60余篇，专书10本，现任中正大学历史系教授，代表作为《中古史学观念史》、《隋唐中央权力结构及其演进》和《武则天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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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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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 《资治通鉴》及其修撰者
第一章 司马光小传
一、司马光的家世与青壮年
二、新、旧党两巨擘──王安石与司马光
三、白首执政与著作
第二章 《资治通鉴》同修者略传
一、刘攽
二、刘恕
三、范祖禹
第三章 《资治通鉴》编集的意义、结构与工作情况
一、编集的背景与缘起
二、编集精神与结构
三、实际工作的概况
下篇 《资治通鉴》系列纪
第一章 周纪
一、三家分晋──通鉴的开始
二、三家分晋的由来与才德论
三、秦的崛起与周的灭亡
第二章 秦纪
一、秦朝统一的要素──客卿
二、几乎改变历史的一击
三、秦的灭亡
第三章 汉纪
一、改变历史的餐会
二、制礼与叔孙通
三、外戚政治与王莽篡汉
四、东汉初期的用人与士风
五、东汉的宦官与外戚
六、第一次党锢之祸
七、第二次党锢之祸
八、大冲突的结局
第四章 魏纪
一、曹丕篡汉与司马光的正统论
二、从几段重要谈话看三国发展的趋势
（一）曹、董会谈与挟天子都许
（二）刘、葛隆中三分天下
（三）遥想公瑾当年与东吴西进的政策
（四）先抗曹魏，再图相争
第五章 魏纪
一、三家归晋
二、魏晋风气
三、五胡乱华的背景
四、由群雄角逐至南北对峙之局
五、民族的同化融合
第六章 隋纪
一、最后一次的欺人孤儿寡妇及南北统一
二、开皇之治
第七章 唐纪
一、唐初继承问题
二、武则天的篡位
三、从开元之治至藩镇之乱
第八章 后周纪
一、冯道──五代十国的一个典型官僚
二、陈桥兵变的空白──《资治通鉴》的结束
结语
附录 原典精选
《资治通鉴》卷第一
《周纪》一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九十四
《后周纪》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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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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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刘攽
刘攽，字贡父，临江新喻（江西省新余县）人。他与其兄刘敞（字原父），敞子刘奉世三人，以文名擅于北宋中期，世称“三刘”。仁宗庆历（1041～1048）年间，刘敞、刘攽两兄弟同登进士科；刘敞更是廷试第一名，只因编排官王尧臣是其内兄，为了避嫌疑，遂改为第二名。
刘敞无书不观，而长于春秋史学，与欧阳修甚有交情，在中央做官也颇顺利。只是因为议论常与众人不同，加上在神宗熙宁元年（1068）才五十岁就死了，所以没有做到宰执的机会。
刘攽情况则与兄颇不同，他在中进士后，历任地方官凡二十年，然后才因欧阳修等人的推荐，调京试任馆职（在史馆等馆阁任职），但他与御史中丞（监察机关副长官）王陶素有夙憾，于是遭受排挤，长期以高阶担任馆阁校勘之职。
神宗熙宁中，刘攽迁为判尚书考功、同知太常礼院（相当于铨叙部司长、礼院副院长）。这时王安石推行新政，改革学校贡举法，推行学校教育从严考试，并在毕业生中提拔人才的政策。刘攽却反对说：“本朝选士之制，已经实行了百年，历代将相名卿皆由此而生，若说旧制没有得到人才，岂不是诬赖吗？希望因循旧贯，不要轻易讨论更改法令。如果士子能在家自修而足以成德，又何待学官设计课程以督导他们呢？”
宋朝经筵讲读，为了提高君主的尊严，已经废除了前代教授讲座的方式，讲师必须站立讲读，而皇帝则坐着来听课。王安石在经筵，要求神宗让讲师坐着讲，以表示尊师重道。刘攽又反对说：“侍臣在御前讲谕不可以有讲座，避席立语，乃是古今的常礼。君主赐座，是表示人主的遵德乐道；若君主不赐座则自请，意义可就不同了。”礼官们也同意刘攽的意见，于是以后人君听课，讲臣就没有讲座，一直站立到下课为止。如果讲臣年老体弱，这真是一件苦差事。
刘攽曾与同僚争詈，又颇反对新政及新党人物，更曾直接写信给王安石，争论新法的不便。安石大怒，追论其前后过失，将他外放为泰州（今江苏省泰县）通判，辗转升迁为曹州（今山东省曹县西北）知州（州长）。
曹州是盗贼出没的地区，严刑重法也不能遏止。刘攽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于是采取宽平的措施治理，盗贼竟也渐渐减少了。
其后又多次调职，曾充京东转运使（相当于省级的财政长官），调职后由吴居厚接替遗缺，居厚能奉行新党的法令，使京东财政收入增加。于是刘攽被追诉在任内废弛事务，降为衡州（今湖南省衡阳县）盐仓的监仓官员。
哲宗初期，刘攽复升为襄州（今湖北省襄阳县）知州，不久调入为秘书少监，但他称疾求去，朝廷遂命他为知蔡州（今河南省汝南县）。然而，苏轼等四人上言，力称刘攽博学强记，善于文章，治理政事可比美于古代的良吏，具有多方面的才干，能固执于正道，应该优加赏赐，让他留在京师。因此，刘攽到达蔡州数日之后，就被召拜中书舍人（中书省机要官）。回京不久，竟因病不起，享寿六十七岁。
刘攽为人疏浚，不注重仪容，性喜谐谑而富幽默感，因此屡次招怨。他曾著书一百卷，尤长于史学，所撰《东汉刊误》一书，更是为人所推崇。因此，司马光修撰《资治通鉴》时，特请他专门主撰汉代部分。他的侄子刘奉世也是一位汉史专家。
二、刘恕
司马光修撰《资治通鉴》，最得力的助手就是刘恕。
刘恕字道原，筠州（今江西省高安县）人，生于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卒于神宗元丰元年（1078）九月，享年四十七岁；死后六年又三个月，《资治通鉴》才全部完成。由于他对《资治通鉴》出力最大，所以司马光等同僚不但在进上该书时，奏章之末仍然署上“同修？秘书丞刘恕”之名衔，并且请求皇帝特赐其长子义仲为官。
刘恕博极群书，聪明强记，为人刚直耿介，重义气，急言诺，颇有侠义之风，此与家庭环境有关。
其父刘涣，与欧阳修同年中进士，是好朋友，出仕为县官。由于处理政事常与上级意见不同，又不甘奉承屈膝，于是辞官而去，在庐山筑室隐居，种蔬而食，淡泊明志，游心物外，享有甚大的名气。欧阳修推崇他的风节，作《庐山高》一首诗，充满仰慕倾倒之意。
刘涣嗜好读书，藏书极丰，刘恕死后两年，才以八十余岁去世。由于刘涣身教而藏书丰富，自小就颖悟聪明，过目不忘的刘恕就有大好读书机会，俨然像一个神童。八岁时，家中宴客。客中有人说：“孔子没有兄弟。”刘恕应声而言：“《论语》提及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一句，怎能说孔子无兄弟？”举座遂惊异。
十三岁时，想参加制举考试，谒见宰相名学者晏殊，与晏殊反复辩论政事，晏殊竟被难倒，不能对答。稍后晏殊又请刘恕至府，请他讲《春秋》，自己亲率官属来听讲。自是之后，声名鹊起，但他恃才傲物，议论批评，不避权贵，所以诸公虽然称赞他，内心却也不是真的喜欢他。
仁宗皇祐元年（1049），刘恕当时十八岁，参加进士科考试。当年知贡举（典试长）是侍讲赵槩，司马光则任贡院点检试卷官。仁宗下诏在士子中征选能讲解经义的人，由典试官员特别奏上。应征的人仅有数十人，赵槩遂问以《春秋》《礼记》大义，二十条题目之中，有一人答案最精详，也有创见，主试官大为惊异，擢为第一名。乃至发榜，揭去糊名，其人就是刘恕。司马光非常欣慕及器重他，两人遂开始结识。同时，刘恕的进士科目考试，成绩也列为高等，但廷试时却不中，于是发下国子监试讲经义，成绩仍是第一，仁宗遂赐他及第。
中进士后，朝廷调派他做巨鹿县（今河北省平乡县）主簿（主理公文的佐官），任满迁为晋州和川县（今山西省安泽县东北）县令，他都能以大魄力绳豪猾、抚鳏寡，使地方肃然。那些自认是能吏的官员，对他甚为佩服，自叹不及。
英宗治平三年（1066），司马光奉诏编修《资治通鉴》，并得随意选择馆阁英才来相助。光报告说：“馆阁文学之士诚然很多，至于专精史学，臣所得而知的人，只有和川令刘恕一人而已！”英宗答道：“好！”于是司马光退而奏召刘恕来相助。
由于刘恕博学强记，正史之外，连小说杂记也无所不览，数千年之事了如指掌，所以司马光凡遇错综复杂的史事，皆交给刘恕研究整理。他研学之时，家人呼叫开饭也不理，至饭羹冷了也不顾；夜间则卧思古今，有时通宵不眠，因此司马光对他最有信心。司马光和欧阳修两人，当时号通史学，贯穿古今，但是对于刘恕，两人也常自叹不如，多方向他请教。事实上，光、修二人年龄都比刘恕大，他也对司马光敬执门生之礼，最了解司马光的志趣，竭力助光修史。所以司马光曾说：“我之得到道原，就像盲人互相依赖一样。”
刘恕与王安石是邻县同乡（安石为临川县人），两人也有旧交情，对经学均有造诣，也都是过目不忘的人。但是王安石与他每次相见，必与他开玩笑，笑他耽于史而不穷于经。刘恕对安石的经学则持反对态度，后来王安石当宰相，所著《三经新义》被列为考试必读之书，天下士子莫不啃读。刘恕则力诋安石之学，士子凡有谈到《三经新义》，刘恕必怒形于色，连说：“此人口说妖言，面带妖气！”确实，刘恕个性刚毅，一丝一毫也不让人，连司马光这种正人也惮他三分。
神宗熙宁元年（1068），王安石参政，策划改革变法，邀请他参与为“制置三司条例司”立法，当时吕诲、范纯仁、司马光等，纷纷反对新政，刘恕也站在反对的立场，不但以不善于财政为理由，推辞不参与策划，而且当着众面严厉批评王安石。王安石当时权震天下，人不敢忤，而且也是一个恃才傲物、极善辩论之人，于是愈听愈不高兴。刘恕则愈讲愈快乐，愤愤然欲与王安石一较高下。王安石脸色如铁，道原则意气自若。在座众人或侧目而视，或掩耳起避，爱之者都为他寒心，而刘恕抗言直斥，曾不以为意。不过事后，刘恕自己也感到内心不安。刚好第二年，司马光要求外放获准，带着史局知永兴军，他也趁机以父老告辞，请求调任为南康军（今江西省星子县）酒税监官，因为其父隐居的庐山之阳，是属于南康军的管辖区。
由于《资治通鉴》才工作四年多，所以刘恕虽在南康军任职，但仍遥隶史局，以通信方式保持联络。
熙宁四年，司马光分司西京（洛阳）御史台，刘恕请准往见，在史局逗留数月而归。刘恕家贫，没有锦衣美食，然而一毫也不妄取于人。当他南归时已是初冬十月，没有寒衣。司马光赠送旧貂褥及一二衣袜给他。他坚决不要，强迫他收下，行至颍州（今安徽省阜阳县），他还是派人全部送还给司马光。不过他对师友也抱这种态度，似乎是过分狷介了。
熙宁九年（1076），刘恕因母亲去世，悲哀愤郁，遂中风疾，右半身不能运动。这时他为史局工作也满十年，《资治通鉴》也打好了基础。但他与司马光对《资治通鉴》的断限问题有不同看法，他认为司马光执意从三家分晋作为开始，写到宋太祖陈桥兵变前为止，事实上不能算是完全的通史。所以，他有两个计划要做，准备补救《资治通鉴》的不足：一是要写从西周共和元年（前841）开始，至周威烈王二十二年止，共四百三十八年的历史，以下接《资治通鉴》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的开始；另一是要写从宋太祖开国至宋英宗五朝的历史，以上接《资治通鉴》的结束。刘恕称前一计划为《资治通鉴》前纪，后一计划为后纪，认为如此才能使《资治通鉴》成为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
在中风瘫痪以后，他仍然努力苦学，精神好一些时则修书，病亟则停止，而且常常口述，命令长子刘义仲笔录下来。由于看不到藏在京城的国史实录，所以遂放弃第二个计划，专心完成第一个计划，为数十卷的前纪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完成。为了避谦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他将前纪改名为《资治通鉴》外纪，留言希望司马光将来能删削此书，与通鉴全书为一体。
《资治通鉴》外纪在刘恕卧病六百天之内完成，书成后不久，即撒手西归。卧病期间，他同时进行另一部著作──四十二卷的《十国纪年》，专述唐亡后五代十国之事。病重之时，为了赶快完成此书，故仍汲汲借取他人之书来研究；弥留之际，乃口授义仲写信给司马光，拜托司马光代为写埋铭（埋在棺圹内的碑铭）及《十国纪年》之序。司马光依言为序，其书尚未杀青，由刘义仲继续加以完成。至于将外纪与《资治通鉴》合成为一之事，由于书进上后不久，司马光即奉诏入朝辅政，并迅即病死，所以他也无法成全朋友的愿望了。
刘恕精深史学，《资治通鉴》全书的构想司马光多加采用，尤其三国至隋朝与五代十国两大段，皆由刘恕完成初稿。他平生狷介，尤好抨击人家，不过也曾检讨自己，自认有二十失与十八弊，倒也不失为性情中人。
三、范祖禹
范祖禹出身四川著姓望族，是成都华阳（今四川省广元县北）人，仁宗康定二年（1041）出生。诞生前，其母梦见一金甲伟丈夫进入寝室，对她说：“我就是汉朝将军邓禹！”所以就命名此儿为“祖禹”，后字“梦得”，亦字淳甫。淳甫一字，是因司马光写给他的帖而命名，可见两人关系之深。
祖禹之父名百之，叔祖就是首先上言请仁宗选择宗室子为皇太子的名谏官范镇。镇与百之同中仁宗宝元元年（1038）进士，名为叔侄，实如兄弟。百之官至太常博士，在祖禹十三岁时，夫妇相继去世，诸子皆由范镇抚养。范镇家教严正，视祖禹如己子。祖禹读书用功，他们范家确是书香世代的家庭，祖禹尤其因为早孤，自感身世，故每逢佳节宴会，都愔然躲开，闭门读书。
范镇非常器重祖禹，曾对人称赞他说：“这孩子是天下之士呀！”又对子弟说：“三郎是你们的榜样，你们应该向他学习。”祖禹是百之的第三子，故称为三郎。范镇与祖禹感情极佳，范家子弟虽都友爱，但很少像这两祖孙那么投契。祖禹一生治学、处世、为人，固然深受范镇影响，但范镇对此侄孙也无话不谈，引为知己，甚至哲宗即位，太皇太后高氏想升迁范镇为执政，范镇亦写信征求祖禹的意见。祖禹认为不应接受，他就决定不再出山了。范镇与司马光的感情，比亲兄弟还好，这是范祖禹追随司马光的原因。祖禹比范镇年轻三十二岁，比司马光年轻二十三岁，司马光在祖禹未中进士之前已认识他。
嘉祐八年（1063），仁宗崩逝，英宗继位，范祖禹则以二十三岁年龄，在此年考中进士甲科，授任为校书郎，出为资州龙水县（即今四川省资中县西南八十里的龙水乡）知县。中举后，他曾写了一篇《进论》，求教于司马光。光极赏识祖禹，但却对此文不表态度。祖禹疑惑，屡次询问，司马光才说：“你的文章不是不好，但念世人绝少能考中甲科，你既考中，而又写此文章急于求进，我总觉得你有点贪心。我不高兴，不是为了你写《进论》，而是不喜欢你有贪心罢了！”于是祖禹焚掉《进论》，决定不参加贤良科的考试。
祖禹一生，受司马光影响启发最大，因此一言，遂看破功名利禄，甘心追随他在洛阳修撰《资治通鉴》，不求闻达，十五年如一日。这十五年日夕共同生活，司马光的人格与治学，对他启发更大；而司马光一方面视他为事业上的助手，一方面也视他为子弟门生，公、私两事，多与祖禹商量而后行。司马光的书信公文，皆出于祖禹之手，连“进《资治通鉴》表”也由祖禹代撰。
洛阳是旧党云集的地区，朝中反对新政的名流学者，或主动或被动，都聚居于此，故道德文章极盛。元老如富弼，名臣如司马光、吕公著，学者大师如邵雍及二程子（程颢、程颐），皆济济一处。范祖禹与他们往还，受到极大影响。尤其司马光如其师父，吕公著是其岳父，二程子与他游学，影响最大。
祖禹为司马光所推荐，以同修名义参与修撰《资治通鉴》。史局人员原来多有本职，他们外调时势必不能再入局编修。例如刘攽在局仅五年（治平三年至熙宁四年），刘恕在局也不过四年多，遥隶史局的时间较长，而且也早死。范祖禹从熙宁三年六月入局，至修完全书为止，共有十五年之久；更因在洛阳追随司马光，几乎无日不参与修史。那时他已三十多岁，学识日深，除了负责唐朝的初稿外，可以说是全书实际参与的第一号助手。书成进上时，他已经是四十四岁的中年人。司马光为了他的贡献，推荐他升迁为秘书省校字。其间，王安石之弟王安国，因为与他友善，告诉他说安石很爱重他，要他往谒其兄。祖禹深受洛阳风气的影响，拒绝与安石往来。反而在富弼死后，不顾众人的反对，将此退休于洛阳的保守派元老之密疏，呈上给神宗皇帝。富弼拜托他呈奏的密疏内容，是亟论王安石误国及新法之害、言辞愤切的遗书。可以说，范祖禹的政治态度，也是极端反对新政的。
四十五岁那年，宋哲宗即位，太皇太后高氏临朝掌政，起用大批保守派官员，司马光与吕公著更由洛阳召回执政。他们的政策，是要废除新政，恢复仁宗以前的旧法，宋史上称为“元祐更化”，与王安石的“祖宗不足法”的变法维新完全相反。需知道，王安石以前，韩琦、范仲淹、欧阳修等元老，曾认识到国家已到非变法不可的地步，皆先后提倡过变法。王安石的变法，照说他们除了反对过度改革之外，不应该加以全部反对。安石以五十一岁中年而蒙重托，可能是导致这些“老成人”不悦的原因，事实上，保守派经常上言，要求罢黜倡行新政的年轻新进，复用“老成人”掌政。这些元老在朝力量甚大，也有道德文章，不少新进能干之人受其影响，而拒绝与王安石同流，范祖禹与刘恕就是典型之例，如此一来，王安石势须提拔较激进的新人，此举也就更受保守派的攻击。可以说，这是政治的恶性循环，后来终于爆发党祸，导致亡国。
范祖禹政见偏于保守派，但立朝大体还算中立。太皇太后升他为右正言当谏官，他以岳父吕公著执政，避嫌力辞，于是改调为著作佐郎、修神宗实录检讨，稍后又升为著作郎，兼哲宗皇帝侍讲，在史馆与经筵中工作。当时，宰相蔡确以罪贬窜，祖禹就曾警告保守派说：“自仁宗皇帝即位（1023）以来，不窜逐大臣的惯例已有六十多年的历史，现在一旦行之，四方视听会大为震动。蔡确已经罢相，朝廷多非其党，偶然有人提出偏见异议，如果就将他们视为新党，一定要把他们排挤贬出，我恐怕刑罚失去中正，使人情产生不安啊！”从他的说话，就可了解新党日后大举报复的原因所在，范祖禹不愧是精通历史的学者。
范祖禹在史馆及经筵工作，有显著的成就。
首先，他当初撰写《资治通鉴》唐朝部分时，意见颇与司马光不同，所以他摭取有唐一代历史，考得失，辨善恶，撰成十二卷书，取名为《唐鉴》，献上朝廷，希望有助于致治。这部书优劣并存，但名气甚大，所以人皆称其为“唐鉴公”，其子为“唐鉴儿”。宋高宗后来对讲臣说：“读《资治通鉴》知司马光有宰相度量，读《唐鉴》知范祖禹有台谏手段。”
范祖禹是一位极称职的讲官，每进讲前一晚，必定端正衣冠，就像在御前一样；然后命令子弟侍坐，将内容先演讲一遍。讲时态度温和，引经据典，摘引时事，语调琅琅然，使听者兴起。所以苏轼曾说：“范淳甫讲说，是当今经筵讲官第一。言简而当，无一冗字，无一长语，义理明白而成文灿然，真得讲师三昧！”
当讲官时，祖禹上自三皇五帝，下至宋神宗，编集了不少帝王学问及宋代历帝讲读的故事，作为讲授之用。元祐六年（1091），将此书整理完成，取名帝学，献上给哲宗阅读。《唐鉴》与《帝学》二书，都是讲课用书，重点在解释政治盛衰，并把“复祖宗（指宋太祖、太宗以下各帝）之法”的精神，辨别人物奸邪、正直的意义，发挥出来。也可以说，他想把哲宗教育成保守派理想中的君主。他撰写的另一本书──《仁皇训典》，专述仁宗政治，要求哲宗学习，目的与前二书相同。稍后，范祖禹升迁为翰林学士，这是文人最羡慕的职位，而范氏更因三世居此职，益为士林所荣慕。但这也是范祖禹政治生涯的最巅峰。
保守派因太皇太后支持，推行政策的态度颇与王安石相似，均是自以天下为己任，丝毫不顾忌反对者的反应。他排斥新党的激烈，也不比王安石逊色，指斥新党分子为奸人则似更为过之。新党人物自是怀恨在心。保守派群臣协助太皇太后治国，不把年已长成的哲宗放在心上。又经常教训他东，教训他西。年已十七八，皇后也娶了的哲宗，心理充满挫折感，对祖母宰执的一番盛意，转变成为怨恨，造成新党回朝的契机。
保守派共同的目标在推翻新党，恢复旧政。他们之间也派系分别，互相攻击，对新政及恢复的看法亦甚分歧。范祖禹的两位好友程颐与苏轼，一为洛党领袖，一为蜀党巨子，就是互相猛烈攻击的人。祖禹也曾因为有大臣希望调和新、旧两政，故坚决表示意见说：“祖禹以为朝廷既察王安石之法为非，就该当恢复祖宗的旧法。如果在两法之间撮长补短，两用而兼存，则纪纲必然坏了！”他与司马光一样，都是主张坚决尽废新法之人。
元祐八年（1093）九月，太皇太后崩逝，哲宗亲政，政局遂转变。第二年──绍圣元年，新党重要人物章惇、曾布、蔡京等人纷纷回朝当政，哲宗改元为“绍圣”，就是决意要继承父亲神宗的遗志。章惇等也决意要复行王安石的新政。于是旧党重要人物吕大防、范纯仁、苏轼等，先后遭到罢免及贬黜。
同年七月，更大的噩运又告来临，御史黄履、周秩等，上言批评已死、未死的旧党领袖司马光等人，哲宗下诏如言加以议处，绍圣四年二月，三省（尚书、门下、中书）联言要求再追论，于是司马光、吕公著以下一再贬黜。徽宗（哲宗弟）以后更建立“元祐党籍”，令全国官厅树立司马光以下姓名，称为“元祐奸党碑”。对党籍中人及其子孙，加以迫害禁锢。
当太皇太后崩逝后不久，政情不稳，范祖禹即上奏请哲宗辨是非、拒邪说，奉承先后的遗志以斥逐新政；寻又当面批评新党为害，指责王安石、吕惠卿等人误国。稍后哲宗欲拜章惇为相，他又力言章惇不可用。是则范祖禹之遭到新党迫害，也绝非纯粹因为修撰《神宗实录》而起，其政治立场的鲜明与激烈，实为主因。
祖禹见建议不被采纳，遂请求外调，以龙阁学士身份知陕州（今河南省陕县）。这时，蔡卞等人批评《神宗实录》不客观，要求重修。实录的主要撰述者范祖禹、赵彦若、黄庭坚三人，因此坐罪。
《神宗实录》是记载神宗一朝的历史，在元祐元年二月六日开始修撰，最初的主持人是宰相蔡确。月余，蔡确被旧党贬窜，遂改由宰相司马光主持。光首荐范祖禹为检讨官，至六年三月完成，几乎都赖祖禹实际推动。实录完成后，范祖禹与赵彦若又奉诏继续编修神宗皇帝正史，至八年三月完成。修撰期间，因政见不同而产生争执的情况已经出现。至此，蔡卞等人批评实录“用意增损，多失事实”，要求重修。于是新党群臣交章议论，多谓《神宗实录》用心不良，是旧党用以掩覆先帝（神宗）功业，诋诬王安石新政之书。因而追论其罪，在绍圣元年（1094）十二月，降授为武安军节度使，移送永州（今湖南省零陵县）安置。两年之后，又追论祖禹诽谤之罪，责授昭州别驾（州佐），移送贺州（今广西省贺县）安置。翌年闰二月，再移送宾州（广西省宾阳县）安置。
元符元年（1098）七月，三省再追论祖禹等人“诬罔圣德，阴蓄邪谋”，诏旨将祖禹移送化州（广东省化县）安置，勒令永不录用他们的儿子为官。祖禹这年五十八岁，于同年十月二十日死于贬所，结束了四年的流放生涯。
哲宗亲政初期，范祖禹公开表示态度，儿子范冲及其一些好友，先后劝他不可过分言论激切。祖禹曾慨然回答：“我离开四川时人称为范秀才，如今大不了再回复为布衣，有何为不可！”后来的贬谪，实与此有关。不过，死于贬所，这倒是他所始料不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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