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本书致力于厘清哲学的任务，并在结尾处对我个人关于哲学的设想加以描述，为这样一本书赋予《真实幸福的形而上学》之名，似乎有悖常理。简单浏览一下我的主要著作，就会看到，我的哲学像其他任何哲学一样，是从表面极不协调的诸多元素出发而得以构建的，但人们在书中可以发现某些极少与幸福相结合的材料发挥着积极作用，如集合论、海廷（Heyting）代数上的集合层论或大无限理论。要么我涉及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中国革命、罗伯斯庇尔等，这些革命和这些人物都或多或少带有“恐怖”这一标记。要么我求助于大量被认为令人费解而不是令人愉快的诗歌，如马拉美（Mallarmé）、佩索阿（Pessoa）、华莱士·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或保罗·策兰（Paul Celan）的诗。或者我以真正的爱作为例证，一直以来伦理学家和谨慎的人们都曾注意到，爱引发的痛苦及对其脆弱性的平庸证明使人怀疑它所担负的幸福使命。更不用说，我的主要导师中有几位很难被视为快活的人，至少在最初的阅读中如此，就像笛卡尔或帕斯卡、黑格尔或克尔凯郭尔。几乎看不出这一切与一种平静的生活、无数日常的微小满足、一份有趣的工作、一份合适的薪水、一个健康的体魄、一对快乐的夫妻、某些令人长久铭记的假期、一群非常和蔼可亲的朋友、一座装备齐全的房子、一辆舒适的轿车、一只忠诚而惹人怜爱的宠物、几个可爱乖巧且学习成绩优异的孩子之间，总之，与任何地方的人通常对“幸福”的理解之间的关联。
为使这一悖论合理化，我显然可以把那些常常被认为是无可争议的大师作为挡箭牌，如柏拉图和斯宾诺莎。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把长期的数学教育和坚持不懈的辩证逻辑训练作为接近一切真理的必要条件。随后他表明，唯有不再服从于统治性观点，而只相信自己的思想所“分有（participe）”（柏拉图用词）的真理的人，才能抵达幸福。正如以数学为必要基础的辩证法不过是思维的理性与逻辑运动，且这一运动可以在词语最初的含义上被称为“形上学（métaphysique）”（超越可还原为科学物理学的一切），数学、逻辑学与幸福之间的联系完全以一种形上学的观点而建立，这一观点保证联系的内在协调。又或者：如果从数学到辩证法、从辩证法到幸福，结果是好的，那么人们就把对这一结果的全部思考称为“形而上学的”。并且，由于幸福是进入一切真理的可靠标记，也就是一种名副其实的生活的真实目标，人们便可以说这一进入过程及其全部思考构成一种幸福的形而上学。
在《伦理学》中，斯宾诺莎首先断言，如果没有数学，人类就将永远处于无知中，这意味着丝毫不能获取任何“充足观念（idée adéquate）”（斯宾诺莎用语）。而人的智力对充足观念的内在参与可依据两种体系来完成，斯宾诺莎将之称为“第二种”知识和“第三种”知识。第二种知识经由论证的艰难之路得来，这一路径召唤逻辑学，第三种知识则通过一种“知性直观（intuition intellectuelle）”得来，就像集中于推理的所有步骤中的一点，就像在上帝身上，即在宇宙万物（le Tout）之中，对一种他因真理（vérité déductible）的即刻把握。抵达对充足观念的完美认知的人类主体状态，斯宾诺莎将此称为“美德（vertu）”［柏拉图或许会说“正义（justice）”］，因为主体能够通过第三种知识进入这一状态。最后，幸福（斯宾诺莎使用意义更强烈的拉丁语词“beatitudo”）只是真思想（pensée vraie）的活动，即美德：“幸福不是美德的回报，而是美德本身。”换句话说，幸福是大写的“真”之情感（affect du Vrai），如果没有数学，它就无法存在；如果没有首先被论证，它就不能集中于一种直觉。再者，借助知性直观，数学和逻辑学构成人们可以完美地称为一种幸福的形而上学的东西。
总之，任何哲学，甚至并尤其当它由复杂的科学知识、创新的艺术作品、革命的政策、强烈的爱所支撑时，都是一种幸福的形而上学，否则它不值得一个小时的辛劳。因为，论证、思想的普遍逻辑、对形式主义的理解、对新近诗歌的认真阅读、对大众示威游行的危险介入和没有保障的爱都是可怕的考验，如果不是由于这一切对真正生活的存在不可或缺，那么为何要将它们强加给思想和生活？兰波（Rimbaud）说真正的生活不在场，而我们这些憎恶一切形式的怀疑主义、犬儒主义、相对主义和不易受骗者的徒劳讽刺（vaine ironie du nondupe）的哲学家，我们确信真正的生活从来不可能完全缺席。以下就这种确实性提出我自己的观点，我分四个步骤进行论述。
首先，我对哲学在今天可能具有的意义进行总体确定，如果它至少能回应时代指令的话。换言之，我说明人类主体为何能够（事实上是应该，但这是另一回事）在自身怀有一种独特欲望，我非常简单地将它称为哲学的欲望。通过对当代各种约束的分析，我指出今天哲学的处境是防御性的，因此便有一个额外的理由来支撑哲学的欲望。同时，我概述这一支撑与真实幸福的可能性相关联的原因。
接着，为阐明在此种幸福及其与哲学欲望的联系这一方向上给我们以教益的东西，我谈到反哲学，它因一群杰出的作家而出名，如帕斯卡、卢梭、克尔凯郭尔、尼采、维特根斯坦、拉康。我的论点是，尽管这些反哲学家对同时存在于真实与真福（béatitude）之中的可能性普遍抱怀疑态度，而倾向于认为牺牲具有伟大价值，哪怕牺牲徒劳无益，但他们对我们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他们使我们的古典主义不会转变为学院派，后者是哲学因而也是幸福的主要敌人，因为，使学院式话语必然得以辨认的情感是厌烦。实际上，正是他们，伟大的反哲学家，告诉我们，一切具有真正价值的东西的获取并非通过从事各种寻常工作及采纳占统治地位的观点，而必须经由与世界发展方式的一种决裂所带来的、被存在体验的结果。
在第三章中，我全力以赴地回答现代人和笃信马克思主义者总向哲学家提出的问题：“你和你的那些不着边际的抽象推论有什么用？不应该坐在房间里解释世界，必须改变它。”于是我思索“改变世界”的意思。假设人能够改变世界，那么需要哪些方法？此分析确认，在对“如何改变世界？”这一问题的可能回答与真实幸福之间有某种主观联系。通过强调指出“世界”“改变”与“如何”这些词的深刻意义，联系被建立，而这一工作同时表明在所考虑的问题中，没有什么可以令哲学家感到为难或让他变得无用，恰恰相反。
第四即最后一章更为主观。它在于提供哲学战略与情感的一个局部例证，这是我的哲学写作思考正处的阶段。我回顾——并没有忽视真理与幸福的关联——我的工作的先前诸阶段，从《主体理论》（Théorie du Sujet，1982）到《世界的逻辑》（Logiques des mondes，2006），包括《存在与事件》（Ltre et lvénement，1988），因此也是回顾存在多（êtremultiple）、事件、真理和主体等基本范畴的建立。随后我指出那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它们尤其与“真理主体（sujet de vérité）”这一问题相关，真理主体在其行动的内在性，因而也是在可以说“从内部”构成其独特幸福的东西中得以把握。我指出《真理的内在性》（LImmanence des vérités）这本新书的线索，它基本上是有限和无限之间的一种新辩证法，但我也丝毫不隐瞒，该书的核心内容极为艰涩。在这种新辩证法中，幸福可以被定义为有限的一种中断（une interruption de la finitude）的肯定性经验。
这本简短的小书旨在开启道路，以便哲学战略家能够对每个人说：“这足以让你信服，反对一切观点且为某些真理而思考，这远不是你所想象的徒劳无益的活动，而是通向真正生活的最短路径，当真正的生活存在时，它以一种无与伦比的幸福著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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